新兴宗教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宗教领域的新动向、新特点。日本是世界新兴宗教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人员之众、影响之广、活跃程度之高，都是首屈一指的。迄今，日本新兴宗教已经受了百余年的历史洗礼，其理念、信条、活动以及宗教信息直接进入社会生活，成为日本当代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际性的宗教事务中凸现出愈来愈引人瞩目的作用。
日本新兴宗教，概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后半叶，即德川幕府末期至二战后创建发展起来的教团，可基本梳理为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独立于三教之外的“诸教”四大体系。其共性在于：产生并活跃于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植根于社会的中下层群众；适应了特殊时代大众在思想、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不同程度地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追求教义和仪礼的创新。
社会是宗教发生的基础，是宗教的载体。日本新兴宗教产生的根源也存在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其酿成与萌生、发展与演变，都和日本近现代进程的每一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如果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分水岭，前期，近代天皇制政府的政治性干预是制约新兴宗教消长的第一要素；战后，社会的经济状况、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欲求则上升为左右新兴宗教兴衰的要因。
首先，德川幕府的社会运行体制决定了新兴宗教的始发地在农村，农民是支撑新兴宗教的主体。在森严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统治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足够的食粮，不得享用烟酒糖茶，不得居住超出身份的房屋，而只能以租佃为生，交纳高额的实物地租，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残酷的劳役。对幕府而言，农民等同牛马，只是生产粮食和交纳年贡的“纳税机器”。加之，幕末歉收饥馑的频生，几乎把农民逼到了绝境。
明治维新以后，政治权力从幕府向天皇移让，确立了天皇主宰的君主立宪制。但政权的更迭并没有改变农民积弱积贫的悲惨境况。强行推行的以牺牲广大国民利益为代价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农民首当其冲地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摆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贫困和破产。经济地位的低下、不堪的重负，迫使农民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然而，无数次抗争失败的残酷现实，使之陷入了无所适从和无奈的境地。在空旷无助心态的驱使下，最终被人难以自救、必须求助绝对存在的补充与支持的宗教观所折服，为各种新兴宗教得以在农村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和人员储备。就是说，幕末维新期特有的社会躁动以及农民迫切要求建立生活规范的内在愿望，是酿成新兴宗教的重要前提。
其次，国家基本宗教政策的演变，框定了新兴宗教的生成形态。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由相同信仰者聚集而成的社会力量。它既可能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也可以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因而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把握、规定宗教的社会定式，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面对佛教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史、已和日本民族文化交互融摄的现实，德川幕府推出了由佛教统摄百姓信仰的“寺请制度”，授予寺院监管民众的权力，强制每户居民必须成为某一寺院的施主，居民必须持有寺院开具的信仰证明和身份证明，才具备合法身份。这一政策的实施，制约了德川时代佛教的总体走向：一是使佛教御用化，使具有“思想警察威力”的寺院长期充当了为幕府管理户籍的代行机构，沦为借以管束民众的工具，很大程度上造成民众与寺院的隔阂与对立。二是佛教对封建政权的依附，虽然换取了寺院经济和佛教制度的稳定，但也由此失去了自主与自立，学理教义带有明显的僵化和形式主义倾向，游离于民众的精神需求之外。三是佛教长期的特殊地位，使僧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滋生出仰仗官府权势的疏懒性情。他们不思进取，轻视教义与戒律的修持，只醉心于僧位僧官的角逐，以至僧风愈益凋敝。特别是大都市僧侣的腐败堕落尤甚，“寺前的大街成了花街柳巷，尼姑往往就是娼妇”。幕府末期，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已完全丧失了威信，厌恶和抵触情绪迅速蔓延，构成明治初期“废佛毁释”风潮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出于强化天皇至上权威的需要而改弦更张，确立了神道国教化的基本国策，一手贬抑佛教，一手昂扬神道，推动了酝酿已久的“废佛毁释”思潮走向激化。大批僧侣被强制还俗，大量经卷毁于一旦，许多寺院成为废寺，残存下来的寺院也衰败凋零，佛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境遇。
佛教从顶峰的跌落以及对精神生活全面控制的崩溃，归根到底是在社会转型期内外双重压力交相作用的结果。由于佛教长期作为德川政权的寄生物而存在，两者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使之在改朝换代时便成为受冲击对象而难逃衰落的命运。尽管佛教的有识之士从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中警醒过来，开始顺应社会变动的先期探索，但在明治政府“扬神抑佛”方针的主导下，加之佛教自身的积弊日深，已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
与佛教沉沦衰败的颓势相对，明治以后的神道教呈明显上扬的态势，不仅从佛教的包容中脱离出来，并最终成为实质性国教。明治政府把神道教当作支持天皇神权以及控制国民精神的统制性宗教意识。一方面人为地把神道教抬高为国教，编造出“神社非宗教”的理论，宣布神社为“国家宗祀”，神职享受官员的待遇，给神社以国家财政的援助；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强制推行神道信仰，把敬神和参拜神社列为国民的义务。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作用下，各地神社全部被统摄到天皇权威之下，神道教这一自然生成的民族宗教逐渐被扭曲为颂扬天皇统治、体现天皇专制意识形态的畸变的“国家宗教”，超然于宗教信仰和一般意义的宗教之上。国家神道体制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政治体制君临天下，构成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基础，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概言之，伴随日本社会的转型以及国家基本宗教政策的调整改变，导致了佛教与神道教相背的发展路向，发生了德川时代佛教的实际国教地位让位于明治时期神道教的根本逆转。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集团为了保证新政治路线的顺利推行而把宗教作为一个可利用的手段。这一背景亦决定了新兴宗教初创期的现象形态，即早期诞生的新兴教团绝大多数属于神道体系，而佛教体系的新兴宗教只占极少数。
幕末维新期神道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以人为中核的信仰团体即新兴宗教的脱颖而出。其萌生与发展在神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打破了神道界自古以来神社神道一枝独秀的局面，使之既存形态分解为神社神道和教团神道两大部分。其次，改变了神道教自古以神社为依托的存在模式，首次以远离或脱离神社的教团面貌出现，形成有教祖、教义和独立组织建制的信仰团体，表现出与神社神道在生存状态上的根本差异。再次，在宗教实践上冲破了神道教历来以祭祀为中心的活动方式，注重在大众中传教，为沉寂的神道界增添了几分活力。从这些意义上说，神道新兴宗教的登场，意味着神道教宗教传统的一种变革，颇具个性化的新兴教团也可说是对“定于一尊”的神道教的“反叛”，推动神道教走上派系林立、思想纷繁的近代化发展之路。
由于神道新兴宗教缔造者的出身门第、文化水准、阶级属性以及群众基础不尽相同，教团之间表现出很大的相异性，可粗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素有“民众宗教”之称的新兴宗教，以天理教、金光教为代表。它们发生在德川末期自然经济濒临瓦解的农村，创始者和主体信众来自社会底层，教义以近代民众文化为基础，主要取自丰富的民俗信仰资源，并添加了崭新的民众接济理论，贴近嬗变期中下层民众的情感要求，尤在以农民为主的贫苦大众中发展迅速。
第二类指以灵山信仰为中核的新兴教团，如扶桑教、御岳教、实行教等。这些教团继承强化了以山岳崇拜为支点的民俗传统，忠实贯彻以登山求道为主的修行原则，尤以富士信仰和御岳信仰最具代表性。
第三类是以神理教、神习教、大成教、神道修成派为首的“惟神道系教团”。它们初创于明治初期，辉煌于明治中后期，教理体系未脱离神道神学轨迹，创教者和骨干成员中的儒学者、国学者的比例较高，较之大众文化更侧重对复古神道、国学和儒学的接纳，基本反映了神道界中上层人士对社会及人生的价值判断。
相对神道新兴宗教而言，佛教新兴宗教只有如来教、本门佛立宗、莲门教等个别教团存在。尽管所占的份额很小，但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却是不能抹杀的。产生年代最早的如来教，在新兴宗教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开拓作用。莲门教在短短数十年内便从巅峰期的90 万人很快消失，除国家介入、教团内耗等重要因素外，还折射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尽管讲究巫术的宗教有它存在的依据和基础，但必然的东西不一定是积极的东西。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和人们理性认知能力的提高，巫术的超自然幻影一定会破灭，以巫术为主的宗教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大正至昭和前期的发展与探索
大正至昭和前期（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把1925—1936年称为昭和前期）可看作是日本新兴宗教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新兴宗教从童年成长为青年，总体规模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教团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存在的根基也随之发生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改变了在民众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初创期曾广泛应用的巫术等非理性因素开始退居后位，并初步形成迄今新兴宗教神、佛、基诸教各系并立的格局。
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新兴宗教是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多事之秋的社会状况犹如一把双刃剑，既为新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使它们受到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的打压。
对于新兴宗教而言，来自国家的威胁主要有二：一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挤压。以1928年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出台为标志，进入了国家对宗教的严控期。被称为“战前的最大恶法”的《治安维持法》和旨在取缔对天皇、皇室、神社不恭敬者的“不敬罪”相并行，成为国家用来判定宗教的正与邪、进行干涉镇压的两大法律依据。二是国家神道体制的专制性。国家神道作为调节和支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独占一统的宗教体制，严重压制了其他宗教独立的信仰取向，抑制了主体意识的个性发展。在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神道面前，多元发展起来的各个宗教都降之为次位性的、服从性的，而新兴宗教则被看作是“低级宗教”、“类似宗教”、“淫祠宗教”等，带有异端色彩，处在内务省的监控之下，随时有被镇压取缔的危险。据日本《新宗教事典》所载，1920年至1936年，发生镇压新兴宗教的主要事件12起，涉及教团11个。
长期笼罩在强权压迫阴影下的新兴宗教为求得生存空间，不得不屈从俯就天皇制国家权力及作为宗教表征的国家神道。它们忠实贯彻内务省指令，阉割自身传统，修改教义教典，增补符合国家神道的内容，供奉伊势神宫神符，开展颂扬天皇“圣德”的活动，试图以此证明和国体观念的“相适性”及对天皇政治的“有用价值”，从而导致主体教义的迷失。这再次说明宗教和赖以生存的社会间存在着许多内质上的联系，一个宗教的特色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特色。而且，即使是同一宗教组织也会随着社会风云的变幻不断改变自己，表现出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外观。
三、战时体制下的磨难与停滞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通过极权主义政策，在国内建立起“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使自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仅有的一些现代文明被随之扼杀乃至完全泯灭，反映在宗教界，则是对宗教生活进行全面的集权统制。一方面，把国家神道推向极致，声称“惟神之道才是绝对之道，全体国民必须遵奉之，绝不允许有与之相违背或相抵触的说教存在”，要求任何宗教“必须和国体观念相融合，以培育国体观念和皇道精神为己任”。各地神社被拔高到体现“建国大义”、“国体本义”的极端高度，称参拜神社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无选择余地的国民道德与义务”、“是爱国心和忠诚的表现”，灌输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负有通过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进而统治全世界的“天赋使命”，美化对外扩张是“普及天照大神神德和天皇圣德的民族圣战”。在这一年代，忠君爱国、敬神崇祖、灭私奉公、辅佐皇运等体现天皇与国家“一体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想，成为衡量道德的惟一标尺和人生的“第一美德”。国家神道在军事性和侵略性上的发展，暴露了其“极度好战乃过激国家主义、侵略主义之根源”的本质，在国家生活中只存在负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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