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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日本文化的误解

随着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日本文化特点的认识,见仁见智。日本文化善于对别国文化元素进行取舍与组装的特点,或许能从这幅日本的藏书票中透出一二。

  
  

    世人多认为日本民族擅长模仿而拙于独创,然而这是对日本文化的误解 

    谈起“日本文化”,世人多存误解。稍有国际常识或文化修为者,虽然不会全盘否认日本文化的存在,但谈论起来也多显露鄙夷之色:“日本民族擅长模仿而拙于独创,明治维新前照搬中国,明治维新后抄袭欧美,民族文化不值一谈。”这使我联想起周作人的日本观感:“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日本的衣食住》)作者解释“古昔”即“中国古俗”,而所谓“异域”多半指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 

    这里我要唱个反调:说日本“擅长模仿”,不免抬高了他们;说日本“拙于独创”,过于贬低了对方。为何这么说?先说模仿,众所周知,假名脱胎于汉字,但平假名歪七扭八,片假名残缺不全,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能认出原来的汉字?所以他们不算是模仿高手。再说独创,古代的折扇、现代的卡拉OK,应该归于日本人的创意;高名凯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收录1270个词汇,其中日本词汇达458个,这是我们学人家的,总不能与其争功吧。所以他们也不是毫无创意。 

    我倒是认为,日本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模仿或独创,而在于取舍与组装。古代学习中国文化,即使极力吸纳的儒学,喜好《论语》而规避《孟子》,因为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消受不起“易姓革命”的思想,所以,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之完全翻版;近代学习西方文明,岩仓具视使节团历访欧美十余国,从德国学立宪政治、从英国学资本主义、从美国学教育制度等等,博采众长而组装成明治体制,所以日本的近代化也不是西方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观察日本文化,往往重“同”而轻“异”,此癖自古有之。隋代裴世清奉使倭国,路经“秦王国”便感叹“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五代僧人义楚认定日本人是徐福后代,说“今人物一如长安”(《释氏六帖》)。他们只看到“华化”层面,忽视“倭变”侧面,怪不得会走眼。多说茶道传自中国,经过日本人取舍、拼装、改良,中国人脱鞋踏进低矮、狭窄的茶室,已经不自在;正襟危坐在那里,等待一道道繁琐至极的工序,又有几人乐意领受绿色糊状的“抹茶”?茶道已经日本化了,不管起源于何处,反正对中国人而言,是地道的异国文化。 

    西方人观察日本文化,往往重“异”而轻“同”,此癖亦自古有之。1563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易斯·佛洛伊斯赴日,逗留30余年后撰写《日本备忘录》,罗列日本与欧洲风俗迥异之处,如云“我们以脱帽示敬意,日本人则以脱鞋表恭敬”,“欧洲女性起立迎客,日本女性则坐着待客”,“我们的书本从首页开始,日本的书本则从尾页开始”等等,诸如此类的事项多达611条。不明就里的读者,还以为日本人路遇长者都会手脚麻利地脱去鞋子,还以为日本女性倨傲无礼,还以为日本文人具有倒读书本的特异功能。 

    日本人不像西方人描述的那么神秘异类,日本文化也不像中国人想象的全是“二手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民族有自己的秉性,有自己的嗜好,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美感,这些构成他们的精神世界;人类精神之发露而为文化创造之动力,那么文化必定带着该地区水土之气息,该民族精神之烙印。 

    尽管如此,古今以来,中国人东渡日本,中国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觅,也是不争的事实。周作人在发表日本观感的文章里,提到“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这又该如何解释?周作人的结论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 

    罗马继承希腊文化而自成气象,德国吸收法国文化而别具一格,两者既有血缘关联,又非单纯模仿,用以比拟中日文化关系,最贴切不过了。周作人还说,中国古俗“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大意说高丽、安南学习中国文化,仅及皮毛,装点门面;日本传承中国文化,深入肌肤,化为血肉。 

    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名节不保,留下耻辱的政治污点。这里且不论其民族气节如何,但他对日本文化的观察却很深刻,基本点明了日本文化之特质。笔者不避画蛇添足之讥,多说几句以尽余兴。纵观古今中外,大凡人类越界移动,多会引发正面或负面的文化交流,但岛国日本四面隔海,在航海技术落后的古代,依靠人员往返输送文化效果甚微,于是书籍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从遣隋使到遣唐使,再从入宋僧到遣明使,日本人冒鲸波之险,孜孜不倦地购求中国书籍。他们学四书五经,习汉文唐诗,读宋词元曲,看明清小说,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潜移默化之间,形成相似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审美意识、行为规范、艺术情趣。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由心灵发露而创造的文化,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书籍犹如文明基因,一旦植入日本民族的心灵,他们创造出的文化,看似眼熟,未必就是模仿;即使陌生,亦非全部独创,大概这就是日本文化。(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北京日报  2007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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