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巴黎时在语言学校上课。一个班里二十几个学生，主要来自欧盟国家。亚洲学生主要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最多的时候也超不过七八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一起，一支笔，一张纸，几个汉字，大家就都明白了，所以在西洋人的氛围中，很有点儿“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在课堂上，每当谈论一个问题时，老师总要转过脸来问我们“在你们那里是怎样的，中国和日本？”虽然是两个国家，但在欧洲人的眼里，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东方”。

    然而，慢慢地，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特别是在面对历史问题时。伊藤靖是一位从北海道来进行癌症研究的医生。为人和善大方，喜欢读书，关心时事，课间的时候我们总在一起聊天。有一回他提到他的名字“靖”，并问我这个字中文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他是“安定”。他很高兴，说日文也是这个意思。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靖国神社，便随口说道，你们的“靖国神社”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取的吧，不过那里供奉的人可不是“靖国”的。伊藤的脸突然沉了下来，平时亲切和蔼的笑容没有了，我们的谈话就此戛然而止，我的心也跟着一沉。

    林是典型的日本新人类。“林”是他的姓，其名字是两个中文里没有的日文汉字，全名写在一起，乍一看像是中文名。我们就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在假冒日本人。他一点儿也不生气，用生硬的中文说“我是中国人”。林跟每个人都热情友好，见面总是又拍又抱。有一天，我和两个中国同学在餐厅吃饭，席间大家聊起了在巴黎公映的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吃完饭端起盘子起身时，发现林和他的哥们儿正坐在我们边上瞪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怀疑。我想他们一定是明白了“鬼子”的含义。后来林再看到我时表情总是很别扭，虽然还有表面上的礼貌，但不再多说什么了。

    直子像印象中所有的日本女孩一样，说话细声细气，打扮得精致入微。一次，我、直子还有一位瑞典姑娘爱玛组成小组，一起分析保罗·艾略特的《自由》。我首先发言说，这首诗写于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首反法西斯的诗作。负责记录的直子疑惑地看着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吗？”爱玛说：“没错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7年到1945年。”“那法西斯是什么？”直子继续问。我想一定是她对这个词的法语读音不熟悉，于是跟她解释在德国是纳粹，是希特勒；在日本是……话到嘴边，有点儿犹豫。再一想，班里的德国同学从不忌讳公开谈论纳粹，没问题的。刚要把脑子里一连串名字写给她看时，她恍然大悟，拿起笔兴奋地写下几个字，“是不是他？”只见纸上写着“三岛由纪夫”。我不禁有些啼笑皆非。这位崇尚军国主义的作家，就是日本人理解法西斯的全部？法西斯这个词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是一个音译外来词，读法大同小异。然而，日本人竟对它陌生至此。也许有一天他们连“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都不认识了，因为他们把历史教科书给改了。

    最近引起争议的则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每每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滋味。我的很多日本朋友单纯善良，热情友好。然而，独独在谈及历史问题时，他们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有意回避，甚至表现出被冒犯的不悦，平时亲切友好的朋友变得那么陌生，关于战争的话题也从此成为一个禁忌。

    长时间以来，日本一小撮残留的军国主义余孽，对历史有意歪曲，造成了全民的无意识或意识模糊。这一小撮残留力量的强大和无处不在，才是真正让我感到愤懑和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