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艺与日本人的灾难意识

“菊与刀”的浮光掠影

——从日本电影谈日本社会及其国民性

　　1944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未曾踏上日本国土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写作一份调查报告，旨在指导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从而成就了关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象——“菊与刀”。静美恬淡的“菊”与冷酷决绝的“刀”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国民性格的矛盾性。“菊与刀”二元对立的意象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也影响了与日本隔海相望，有着血与骨深刻历史记忆的我们。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风土人情却不尽相似。长久以来，隔海传来的种种资讯有时让我们觉得如此亲近，同出一脉；有时却瞠目结舌，难以理喻。不久前，情牵世界的“3·11”日本大地震使得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浩劫当头，日本民众表现出的“世界级”冷静与秩序；“福岛50死士”迎险而上时的平淡从容；失去亲人者落泪时，面对镜头的一句“失礼了”，让我们对日本及其国民性进行了新一轮的审视与思考，我们对她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呢？在地震将日本推向我们之时，让我们推开电影这扇通向日本社会与国民性的窗口，在浮光掠影中领略她那番独有的味道。

　　暴力、强硬与阳刚

　　乘着明治维新对外开放的东风，世界电影诞生仅三年之后，也就是1898年，日本本国就出现了电影拍摄活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于对外输出策略的失误与西方视野的局限，日本电影直至二战后才得以亮相世界舞台，而拉开这一帷幕正是后来被誉为“电影天皇”的黑泽明与他的《罗生门》——195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婆娑树影，遮天蔽日的大雨和横云，前现代日本的剑戟对峙，诡秘的叙事，无不令欧洲观众惊叹不已，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岛国心生无限向往。

　　姓氏来源于北海道著名武士家族的黑泽明尊崇男性阳刚与强者的精神，他将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通过爱憎分明的人物个性、开阔大气的景象视野、明快流畅的剪辑风格贯彻于他一部又一部影片之中。二战后，经过军国主义色彩渲染的武士道精神在人们眼中成为了战场上无情的杀戮与血腥的切腹仪式。黑泽明认同于传统的武士道品格，崇尚正直、坚毅、简朴、忠诚等美德，希望通过《七武士》《影子武士》《椿三十郎》等古装片复原被军国主义异化破坏的武士道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受到西方存在主义精神影响，将《李尔王》《麦克白》《白痴》《在底层》等俄欧文学日本化改编为银幕影像，从外部视角来反思武士道在现代日本为民众遗弃的境遇。然而，将黑泽明的思想意识定义为武士道或人道主义都是不尽完善的，正如日本著名电影史论家佐藤忠男所言：“如何生存，真有生存价值的生存方法是什么，这就是黑泽明不断重复的中心主题。”

　　黑泽明在影片中对于暴力的直接呈现，如《椿三十郎》最后对决场景中喷溅的鲜血，令后来的日本古装剑戟片都笼罩上了一层血腥的恐怖迷雾，而他通过视听语言赋予暴力的仪式感与美感，更为日后以北野武、深作欣二等为代表的“暴力美学”杀出了一条血路。历经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新一代日本导演将暴力这样的极端非理性行为视为对抗无序社会的终极方式，死亡与毁灭成为了主人公追求纯洁、实现理想的途径。在他们的作品中，屠杀、死亡的残酷性往往是与纤弱的柔美、宁静的诗意结合在一起的，将“菊与刀”的矛盾统一发挥到了极致，也阐释了四面环海，“岛国根性”中对于生与死的无常体验。

　　与此同时，这些以暴力为主题的电影还塑造了强硬、阳刚的日本男性形象，从三国连太郎、三船敏郎、仲代达矢，到后来的高仓健，再到更近一些的役所广司，每个时代硬汉派男星都是必不可缺的，他们演绎的所谓“大和魂”不仅是刀锋意象中行动、攻击的一面，同时也代表着沉默与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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