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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民族说"——作为骑马民族的日本与民族神话

作者:尹敏志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更新:2018-10-3 9:22:46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神话的构建需要上千年,崩溃一天就够了。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来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拜访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会谈中美国胜利者提出合影要求,天皇自然无法拒绝。那天裕仁穿着黑色西装,双手紧贴裤缝,背挺得笔直仍然矮了一个头,神情无比拘谨;高大的麦克阿瑟则气定神闲,目光如炬,他腼着肚子,双手随意地插在腰间。两人的体格、肢体语言是如此悬殊,以至于照片公布后日本举国震惊,众人忽然意识到天皇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不过七八十年前,日本天皇还是足不出御苑的“现御神”,很少有人见过其真容。明治天皇最早外出巡幸时,路上百姓不敢直视御车,因为怕被太阳灼伤双眼。但在1945年,大部分民族主义神话烟消云散,日本未被异族占领过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之前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281年,蒙古、高丽、汉人联军渡海来袭,结果船队在海上遇到“神风”损失大半,残部勉强登陆,最终全军覆没。二战末期的日本本土保卫战中,自杀式“神风特攻队”想复制的就是这段历史,但这都无法阻挡第一批盟军在横滨登陆,以及七年漫长占领期的开始。


日本战败那年,东洋史学家江上波夫在东方文化学院任研究员。三十年代他曾作为留学生曾来到北京,在长城、蒙古一代做考古调查,积累了不少考古资料,著有《蒙古高原横断记》等。战后日本民众被限制出国,江上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内转,从东洋史偏向日本上古史。1948年他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并与冈正雄、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举办座谈会,联合发表“骑马民族说=日本国家征服王朝论”,引发全社会的轩然大波。




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合影



如果用简洁但有些耸人听闻的话复述“骑马民族说”的大意就是:天皇的祖先不是日本人,而是渡海征服日本的韩国人。换句话说,日本列岛不是到1945年8月才第一次被美国人征服的,早在四至五世纪,欧亚大陆北方的骑马民族就曾征服过这里,并注入自己的血脉。所以天皇也不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代,而是大陆征服者的后裔。在被盟军托管的民主化时期,江上给了战前的皇国史观以沉重一击,进入前人无法涉足的学术禁区,引发的激烈的论战到九十年代末犹未平息。


日本学者素有写文库本的传统。经过了二十年潜心的研究,1967年江上波夫在中公文库出版《骑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研究》,将学术成果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此书比普通的文库本厚一倍,分上下两部,上半部讨论匈奴、突厥、鲜卑等骑马民族的历史,下半部讨论日本民族和天皇制度的起源。我在东京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买到的这册已经是1972年的第20版,算下来平均每三个月就得再版一次,毫无疑问是超级畅销书了。此书已有中文版,1988年由张承志译出。


江上波夫接续的东京大学北方民族史、西域史的传统,开山祖师为白鸟库吉。明治时代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弟子李斯(Ludwig Reiss)来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白鸟受其学。受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影响,白鸟率先以西方实证史学为工具,从西域语言学入手,凭借《匈奴民族考》《乌孙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彻底颠覆了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在他的影响下,随后几十年东大东洋史学科对北方民族史的强调,甚至到了纠枉过正的地步。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



明史学者山根幸夫晚年回忆,1940年代他在姬路上高一时,白鸟库吉的学生小野田万寿也刚入职教中等东洋史。初出东大的小野田老师每次讲课,都大谈特谈匈奴、柔然、突厥,绝口不提汉、唐、宋,高中生们学得苦不堪言。到期末考试时,出的全部题目居然也都是关于北方民族问题的,导致班上几十个学生只有四人勉强及格。(《わが生い立ちの記》)书呆子气十足的小野田万寿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很能说明当时东大的学风。在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汉人王朝也往往被描述为被动的、次要的,不是什么天下中心。


江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原始游牧民族忽然抛弃了和平的牧民生活方式,蜕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这种转变背后有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复杂原因,简单而言,对南方农耕文明区武器、金银珠玉等物质的强烈冲动,驱使游牧民族自发组织起来,发展出先进的骑马战术,并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深远意义,唯有一战时飞机、坦克的发明差可与之比拟。



农耕民族在面对北方骑马民族时,有若干天然劣势。首先是疆域内草场缺乏,战马不足,严重拖累战斗力。其次是农耕民族喜欢定居,骑马民族的进攻却迅如闪电,无法预测,不得不分散兵力,并时刻处于紧张的戒备中。当不堪压力的边民向内地迁移时,又会导致边疆生产凋敝,加大军事防御的困难,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人王朝的各项政策其实都是被骑马民族塑造的,比如春秋时代开始的胡服骑射,就是缩小双方差距的一种尝试。


但骑马民族也有痼疾,导致它们往往骤起骤衰。表面上这是各民族内部或相互间斗争的结果,但江上波夫认为关键是王位继承的问题。汉人王朝从西周初年便确立了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但骑马民族只规定领袖必须产生于核心家族,具体的继承顺序则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血缘世袭制度与民主决策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犹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骑马民族政治上难有连续性,给了汉人王朝以可乘之机。




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存在的日本甲胄骑马




骑马民族的这一命门导致除了少数族群外,乌孙、康居、月氏、柔然、回鹘等一度如日中天的骑马民族都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它们或是从此消失,或是离开欧亚大陆的舞台中心,向边缘地带迁徙。江上波夫提醒我们,由于大海的天然阻隔,之前的学者都遗忘了岛国日本也可以是骑马民族的落脚地。


由于文献资料的短缺,日本上古史晦暗不明,学界根据考古遗迹将它分为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弥生起于公元前300年,终于公元250年,是原始社会的末尾;古坟起于公元250年,终于公元592年,是大和朝廷的建立期。江上波夫挑战了这种传统分期法,指出所谓的弥生时代后期与古坟时代前期存在很多延续性,反而是古坟时代前期、后期差距巨大——多种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之间,日本忽然从宁静型的农耕文明转变为战斗型的骑马民族文明。


农耕文明的特点是保守稳定,短时间里不可能自发完成变革,所以这必然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从前期古坟文化的倭人的立场看,他们不会主动地接受骑马民族的大陆北方系文化,改变农耕民的文明,所以应该存在从大陆经由朝鲜半岛直接入侵日本,征服、统治倭人的有力的骑马民族。征服民族将大陆北方系的文化带到了日本,加以普及。只有这种解释才是合理的。”


江上举出的证据是日本各地出土的文物,比如大阪高井田古坟壁画上的武人造型,就与中国大陆出土的北魏武人俑几乎一致。还有最近出土的骑马民族风格马具、带钩、金银饰、战马图案等,也非农耕民所能想见。考虑到朝鲜半岛离日本最近,所以很有可能“骑马民族通过先进的武器和马匹,经过朝鲜半岛,从北九州或者本州西端一带入侵,于公元四世纪侵入到畿内,接着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建立大和朝廷,达成了在日本建设统一国家的成就。”



流镝马祭神仪式




然而这种解释存在漏洞:日本也可能是在抵抗骑马民族入侵的过程中,开始引进大陆先进的作战方式,这种可能性如何排除?除此之外,农耕民必然拒斥变革的预设也多少有些武断,何况这种变革很可能早就开始演进,只是到了古坟时代中期才在丧葬中得以体现而已。或许是听到到了这些的反对声音,江上进一步以语言学为工具强化自己的论断。


首先是“任那日本府”问题。任那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最南端,最早出现于吉林集安的《广开王土碑》上,也在中国史料《宋书》《梁书》、朝鲜史料《三国史记》中出现。京城帝国大学教授末松保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任那日本府”是四至六世纪日本曾统治南朝鲜的直接证据,即所谓的“任那经营论”。末松不一定有为二十世纪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辩护的意思,然而他1949年出版的《任那兴亡史》却日本右翼中却大受欢迎。


江上波夫承认“任那日本府”的确存在,但却赋予了新的解释。根据鲇贝房之进的研究,任那的日语发音mimana是朝鲜语nimra的转音,nimra是“主君之国”的意思。江上据此阐发道,任那其实是是当年骑马民族侵入日本时的基地和前哨站,因为曾由日本开国天皇神武天皇直辖,才被命名为“日本府”,其确切含义应该是“日本发源之府”,而不是 “朝鲜境内日本统治之府”。就这样江上波夫用几乎相同的史料,得出了与末松保和完全相反的结论。



日本仁德天皇皇陵,世界上最大的皇陵



 


“骑马民族说”对天皇神圣性的解构尚不止于此。在由《古事记》《日本书记》《驾洛国记》等古籍所构建的日本神道教体系之中,从天上降临的“天神”与地上本来就有的“国神”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日本大和朝廷。在江上看来,所谓的“天神”不过是渡海来袭、与本土贵族通婚的骑马民族集团罢了。骑马民族的很多印记已经渗入日本民俗之中,比如崇尚白衣,以火净化污秽,以及活人殉葬的传统,就在明治维新之前,武士以剖腹为大名殉葬还被尊为美德。


征服者的遗迹也体现在日本的贵族姓氏中,留下了并行的双轨系统:即以葛城、吉备、出云为代表的地名系统,和以大伴、服部、中臣、犬饲等为代表的官职系统。前者即日本被征服前的岛国土著,后者则是跟随大陆征服者而来的家臣。江上指出这种外来种族和本土氏族联姻、形成国家二元支配体系的情况,同样见于北魏等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中。


近年来受美国学界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抛弃汉族中心主义,致力于发掘中国史的内亚性。其实从明治时代的白鸟库吉,到战后的田村实造,日本学者们早就开始这么做了。江上波夫则将这个传统推到了极致,且反求诸其身,赋予了日本史以内亚性。坦白说,他的理论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怎么受欢迎,但这主要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战后的日本人虽能接受天皇是人这一事实,却难以相信他竟然是韩国人的后代。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的起源问题往往是历史观中最顽固、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天皇是不是大陆征服民族的后裔?中国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还是西来的?对于这类敏感问题,即使有再充足的史料,组织起再严密的论证,普通人对之恐怕还是要不停摇头。尽管如此,江上波夫至少在战后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一针强力解毒剂,其药效虽短,也已完成了历史学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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