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住的地方临近大谷大学，几乎每天都路过。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佛教私立学校，前身是东本愿寺的修行所，1901年改编为现代大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全校师生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千人，主校区十几分钟就足够绕一圈。但大谷大学图书馆素来驰名在外，除了神田香岩“容安轩”、神田喜一郎“佞古书屋”的善本古籍外，还藏有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一部，为庚子事变时僧人寺本婉雅从北京获得。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过后，在满目疮痍的安定门外，寺本目睹黄寺、资福院的喇嘛逃亡几尽，佛像被军人破坏，两寺境内一片狼藉，“惨怛如修罗场”。但他欣喜地发现两部大藏经竟然保存完好，就和主持喇嘛谈商议买下。主持正苦无米下炊，没怎么犹豫便一口答应。两部大藏经运到日本后，黄寺所藏明版更为精美，遂被给日本天皇，后转归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但却阴差阳错地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反而是价值略逊的康熙版安然存于大谷大学，共计一百零六函、一千一十六部佛经至今无恙。

出发前夕寺本婉雅（左一）在北京公使馆

寺本对于日本佛学、藏学研究的贡献尚不止于此。1915年，已回国在滋贺县镜山隐居多年的他得到南条文雄、榊亮三郎的强力推荐再度出山，受聘为大谷大学教授，兼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教授藏语和佛教学。这是自1877年日本现代大学体系建立以来，第一次有人开设藏语课程。除了教学以外，他还著有《于阗国史》《新龙树传研究》《西藏语文法》，译作有《异部宗轮论》《十万白龙》等。

从1898到1909年间，寺本曾三次横穿中国，在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游历，并长居雍和宫、塔尔寺、扎什伦布寺研读藏文佛经，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日记。在1940年去世前，他曾嘱咐儿子寺本昌雄道：“人世间无论何事，都只有一代的期限。日记这样的东西在我死后，还是尽快当废纸处理或者卖给古书店吧。”所幸其子未遵循遗愿，1974年《藏蒙旅日记》经横地祥原编辑由东京芙蓉书房出版，我们今天才能一窥这位日本僧人西行“取经”的种种细节。

明治末年，西藏在日本人眼中还是遥远且危险的“秘密国”。第一个到达拉萨的僧人河口慧海1903年回国时，曾引发日本媒体的集中报道，上升为重要公共事件。有人怀疑他是在招摇撞骗，根本没有去过西藏，直到河口展示大量藏地佛像、佛经和植物标本时才平息质疑。寺本的出发时间比河口还早两年，他是1898年作为京都本愿寺派出的僧人出发的，出发前也已积毁满身，包括断定他只是博虚名的“轻薄儿”这样的酷评。

6月30日寺本婉雅从京都站启程，当天只有真宗大学（大谷大学前身）的生徒们赶来送行，父亲坚持送他到大阪梅田上车。7月2日的最终分手犹如生离死别，“能否再次踏上故国的土地，不得而知。”他在神户登上日野号军舰，7日下午到达上海。在船舱中他就听说上海的日本人居留地甚是“不洁”，当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画面正是喧嚣混乱的黄浦江码头。

大谷大学藏西藏《大藏经》

在仲夏闷热的上海，寺本婉雅亲身经历了一次中西方风俗观念冲突。起因是法租界工部省旁有一处宁波棺庙，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死后将棺木移于此，等到选好良辰吉日、勘验墓地风水、土地方位后再入土为安。但出于各种原因，有时棺木一存就是十多年，导致尸骸糜烂、臭气熏天，引发附近法国人的极大反感，他们屡次向上海道台申请处理皆得不到回应，遂派水兵强行将棺庙的墙壁破坏。占到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总数达六十万的宁波人被彻底激怒，他们以罢市相回应，最终演变为社会骚乱。

寺本认为法国人的愤怒“不能说毫无道理”，私人或家族利益总不能以损害公共卫生为代价，他认为清国人“眼中只有私欲，毫无公共观念，他们遭到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蹂躏，无足怪也。”此事件加深了他的看法，即这个国家的人生活水平太低，贫民太多，只关注眼前，至于“国体如何、政治如何等等，彼等一无所问。忠孝、节操、信义，彼等亦毫不介意，只要获利，虽奴隶亦可为之。从根本上来说，清国人和犹太人没有什么分别。”他认为要重塑清国人的精神内核，挽救破落的东方帝国，首先必须在此传播日本净土真宗版的佛教。

大谷大学藏西藏《大藏经》

虽然日本佛教起源自中国，寺本却在通过观察后认为，受明代禅宗和清代喇嘛教的双重影响，今天的中国佛教在一切虚空理论的浸润下，已经沦落为念佛祈祷、咒力诅诵的现世神秘主义，缺乏超越性力量：“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毫无宗教，恐怕亦非过言。佛教早已衰落，腐败渗入骨髓，毫无匡救之希望。各地寺院虽存，只空留形骸。伽蓝巍然耸立，寺院境内广阔，即使在一座小城里，也能追怀昔时佛教盛大时的遗迹。然而僧侣之无学令人震惊，即便是稍解文字、稍通数理之人，亦寥若晨星。”但鉴于清国目前内忧外患，形势危若累卵，在布教时最好“以唤起清国人之同情心为最必要之事。”

报着这样的想法，7月末寺本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途中，一有机会便尝试与清国人笔谈，并伺机传教。他的第一个试验品是在船上遇到的底层读书人，在寒暄了一番，表达了儒教是一种学术，而非一种宗教的基本立场后，他先奉承道“弊国仰教孔子、孟子，与贵国同矣”，接着话头一转，忽然宣称日本今天“达文明之域，能与西洋诸国拮抗，为东亚之文华，则由佛教之存也，贵下以为如何乎。”这番生硬的转折让对方无言以对，敷衍了“所论极是”四个字后笔谈便到此结束。

1899年初在北京顺利获得到入藏通行证后，寺本回到上海，准备沿水路向四川甘孜打箭炉进发。3月13日，他与曾经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会面，后者不久前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被褫夺公职，隐居海上客舍，颇为潦倒无欢。寺本婉雅觉得文廷式的气宇宏量异于常人：“博学多识、读破藏经、精通佛典，据说还虔信佛教。”文廷式向他询问了日本净土真宗与中国净土宗之间的区别，并对日本僧人可以食肉娶妻一事表示了理解，开明派官员的底色仍然不减，寺本则表明此行的目的：“我本愿寺深感东亚时局也，发奋以欲传道佛教于归国焉…非有它意矣。”

几天后，寺本溯长江而上，沿途看到的是巫教的怪力乱神、士兵的飞扬跋扈、喇嘛的游堕无行。5月30日他到达成都，立即根据自己一年来的见闻，提笔用汉文致信四川总督奎俊，提出了十五点改革建议，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学习欧美军事制度，铺设铁道，开采矿山，缔结中日同盟，派有为青年去海外留学，改革儒、佛、道教的诸项弊端，等等——在戊戌变法刚失败，政局全面开倒车之际，日本僧人这封不合时宜的投书，自然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

8月到达西藏的门户巴塘时，寺本婉雅遭遇重大打击。虽然他持有北京政府颁发的入藏证，却被当地官员严辞拒绝，称外国人一律不得再前进，以防“伤害黄教佛门。”不愿放弃的寺本在当地滞留一个多月，直到因水土不服发起了高烧，才无可奈何地打道回府，第一次清国之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也因祸得福，翌年义和团事变爆发，寺本受陆军第五师团之召，作为随军翻译开赴北京，才有了后来得西藏大藏经之事。

《藏蒙旅日记》

（日）寺本婉雅/著、横地祥原/编

芙蓉书房1974年版

1901年7月待到清国的排外思潮稍加平息，寺本婉雅也踏上了第二次入藏之旅。这次他选择了北边的陆路，先到北京雍和宫，1902年10月出发向西而行，经内蒙古、青海走走停停，两年半后才到达拉萨。在缺食少水的大西北，常有危险的野兽和蛮人出没，偶尔可见牵着一百多头骆驼，结伴将关内的洋布、绸缎卖往兰州的行商，“他们二十人一组，每人都手持铳器。”中国行商最强劲的对手是俄国商人，寺本认为“俄国在蒙、甘、陕诸省蓄积强大势力，实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沙俄帝国东方经营的一部分。新兴的英国势力也从印度、西藏介入新疆与青海，与俄国发生不少摩擦。

处于各方势力交汇之处的蒙古外八旗，早已失去几百年前横扫欧亚大陆时的摧枯拉朽之势。寺本看出根本问题是明清两朝藏传佛教的流行，它一方面抑制了蒙古的人口增长，导致旷漠原野上人烟稀少，“孤村寒家，情景令人心生怜悯。”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通过渲染地狱的恐怖消弭了蒙古人的杀戮天性，导致他们临战畏缩，除了崇佛外不知他事，更无社会公共观念，但知保存自家之生命与财产，“此种人民只是一种游民组织”，只能任人宰割。

寺本和游牧民一样逐水草而居，每日饮黑茶，以牛羊肉裹腹，1904年8月到达青海塔尔寺，并一待就是半年多。他在这里每日烹羊自炊、研读藏文佛经，曾在日记中写道：“冬夜，月如冻。天地纯白，万物寂寥，心入于菩提之道。觉吾心之小宇宙与真如法性之明月通融，即实体之大宇宙也，天空海阔，快适不可言。”在这样澄明的修行状态中，他将苯教经典《十万白龙》翻译为日语，手稿被寄到北京，两年后在东京出版。1905年5月，在历经了七年的远征后他终于到达拉萨。

洵亲王、顺承郡王赠寺本婉雅照片

在第二次旅行临近尾声时，寺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内陆十八省人的世俗与自利实在令他失望，他已经不愿再提日清同盟，转而鼓吹“佛国”西藏摆脱清政府的控制，与日本联手对抗英俄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这个想法的雏形是塔尔寺期间的“东亚佛徒一源同流”论，1908年在五台山谒见达赖喇嘛时他进一步表明，佛教只存在于日蒙藏“三国”，佛教徒当下急需赶上文明世界的发展潮流，这样才能“让佛陀的光明彻照十方。”作为先进国家，日本帝国不但需承担这一东亚佛教大联合的重任，而且也是东亚和平的保障。

就这样，寺本婉雅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观察，不自觉地与日本军部的满蒙藏政策若合符节。在1906年底开始的第三次藏蒙之旅过程中，先是日本陆军福岛安正中将资助了他一笔资金“购买有关西藏的参考书”，后来政客大隈重信、军人儿玉源太郎也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探险火车。在寺本前往五台山带给达赖喇嘛的福岛信中，出现了“贵敝两国，即同种同教友谊之情”的句子，种种迹象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军部试图利用慈禧去世的政治空虚，积极帮助西藏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在结束了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第三次旅行回到故乡京都后，寺本婉雅专心研究起藏语和藏传佛教，暂时远离人事。但根据横地祥原编的年谱，1939年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他再次受伪满洲国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邀请做宗教工作，但具体的细节不得而知。布教与政治，取经与军事的关系纠缠不清，考虑到上述种种，就不难理解寺本婉雅生前为何不愿意出版这本日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