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延误取消、中小学停课……2017年元旦前后，一场跨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至今仍未完全散去。近几年，每到雾霾围城的时候，无论公众、媒体还是专家，都开始进入“等风模式”，似乎只有老天爷刮风，才能解救被雾霾围困的中国人。

其实，近几年来，中国舆论界对治理雾霾环境问题，也兴起了一种“等风理论”：认为雾霾问题英国遇到过，日本遇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家把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只要现在忍一忍，再过上一二十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了，我们也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一问题。

时间之风，真的能吹散雾霾吗？回顾日本的治霾史，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环境的改善远不是那么“自然而然”，更不是忍出来的，日本人为了蓝天所付出的汗水、血泪，其艰辛曲折，都远超你的想象。

本报记者王昱

口罩，来自地狱的回忆

真到了日本，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虽然日本如今的空气质量相当好，但走在街上，你会发现依然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总戴着口罩。2016年年底，我到日本东北的仙台旅行，当天仙台的PM2 . 5值是0，空气好得令人发指，但在仙台青叶山脚下，我碰到了一位来自千叶大学的学生，在如此醇美甘甜的空气中，他居然依然用口罩遮面。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戴口罩呢？”我终于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这个吗……我也不太清楚。”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从小养成的习惯吧，不戴感觉怪怪的。

”“您老家在哪里？”我问。“三重县。”他答。

我顿时有些明白了，一个出生在三重县的人，从小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倒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因为那里曾经爆发过日本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公害事件—— — 四日市哮喘事件。四日市曾是三重县最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战前设在这里的海军染料厂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工业区，挤满了三菱油化等10多个大厂和100多家中小企业。到上世纪50年代末，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气使整座城市终年黄烟弥漫，全市工厂粉尘、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13万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出标准5-6倍。从四日市上空看去，这座城市笼罩在一个厚500米、充斥着各种有害物质的“粉尘罩”里，“罩子”内的能见度经常不足50米，市民工作、学习、生活甚至连睡觉都要戴口罩。

1961年7月，在一次长达数日的雾霾过后，四日市的哮喘病开始集中暴发。自此之后，每到雾霾浓重之时，四日市各医院就会接收一批哮喘病人，至1970年，这个人口仅20余万的小城，已经有500多名哮喘病患者在接受治疗，而实际患病人数估计超过2000人。由于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很多哮喘病人选择了自杀。一名年仅二十几岁的女孩在遗书中写道：“妈妈，请原谅我，我太痛苦了……我的肺里像有一团火在烧，又如同有一千只虫子在噬咬……每到晚上，病房里就会响起咳嗽声，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宛如痛苦无尽的阿鼻叫唤地狱。”

“没牙”的环保法

事实上，四日市当时发生的悲剧，只不过是当时日本环境急速恶化的一个缩影。二战之后，日本趁着美国用兵朝鲜，需要就近采购大量工业用品的契机，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路线，以煤炭为主要能源，大力推动以既有的京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北九州工业带等四大工业带为核心，以“太平洋条形地带构想”为基础的建设“新产业城市”规划，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当时的工业城市神奈川、千叶、大阪以及神户周围都是黑烟滚滚，严重的大气污染使得东京“白昼难见太阳”。当时很多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来中国访问，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感叹都是：“北京的天真蓝啊！”

如此严重的污染，日本政府不管吗？管了。讽刺的是，污染急速攀升的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也是日本政府、国会为环保事业最“忙活”的时期，仅立法方面，就有1958年的《工厂排污规制法》、1962年的《烟尘排放规制法》、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的《大气污染防止法》。但如此多的立法，都没有挡住接下来的70年代成为日本战后空气质量最差、“公害病”最多发的十年。为什么这么多法律都没止住污染？看看这些法律，你会发现其行文逻辑都是一样的：开篇先扯一通环保重要性的高调，接下来严格规范排污行为，可到了结尾，这些法律规定由谁来执行？处罚怎么保证？一概语焉不详。其实即便写了，也是说了白说，因为日本直到1971年才成立环境厅，之前根本没衙门管这事儿。

对于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环保法，日本各报纸起了很多外号，比如“佛像法”、“许愿法”、“女儿节人偶法”（过节时拿出来摆一摆撑门面），而最为贴切的，莫过于“没牙的法律”。的确，那个年代的日本环保法律，就是个没牙老太太，咬不动任何污染元凶，只能在一旁唠叨两句。

政府、国会为什么要放出这些“没牙的法律”呢？这就得说说日本精英阶层的那点心思了。前文说过，日本战后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各大重工业企业当然是国家赖以收税、解决就业、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恩主，政界得罪不起他们，久而久之，双方还形成了所谓“政商抱合”的关系。比如前文中说的四日市，其市长九鬼喜久郞就是当地工业财团九鬼家的上门女婿，靠着岳丈家势力上台，又在执政中极力袒护高污染企业。他的口头禅是：“日本发展就是要靠工业化政策，有点公害算什么？民众就不能忍耐一下？”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有能力实现产业转型了，但在旧发展模式中舒服惯了的企业主们为啥要费那个心？政府也担心如果强逼企业转型，会带来经济发展失速、就业率下降等问题，是“自找麻烦”。所以最终只是弄了一些“说了白说”的法律，让国会的议员们糊弄他们的选民，显示政府已经努力过了。

另外，日本当时对于环保的讨论，还受到了军国主义余孽的干扰。一些右翼分子公然鼓吹：“把欧美人不要的重工业都搬到日本来。”“以一代日本人的牺牲，换来国家重新崛起。”这种靠牺牲国民生命来换取国家“强大”的邪恶思想，其实就是二战中蛊惑民众“为天皇玉碎”逻辑的变种，只不过这些法西斯分子如今改头换面为“工业党人”。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就是这类货色，他私下里曾发牢骚说：“现在的日本国民太缺乏忍耐力。”是啊，跟过去要你们父辈“玉碎”相比，如今让你们吸两口霾算个啥？

蓝天不是忍出来的

如果顺着日本“政商抱合”集团的想法，日本人民一直很有“忍耐力”地忍着，日本此后很可能就沿着那条路子继续发展下去，至今依然生活在雾霾里。但一种力量阻止了这场噩梦的延续———这力量就是日本民众自身。

早在20世纪50年代，神奈川等地就爆发了抗议当地污染企业戕害公众健康的大规模示威。到了60年代初，日本民众对政府、企业的博弈突然找到了路子：你们不是弄了一堆“没长牙”的环保法糊弄我们吗？好，那我们就跟你们打官司！

从上世纪60 年代起，由各地民众提出的要求企业、政府对环境污染做出赔偿的“公害诉讼”在日本数以百计，最著名的四大公害诉讼案是熊本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疼疼病诉讼”、三重县“哮喘病诉讼”、新泻县“水俣病诉讼”。在这些诉讼案中，居功至伟的是那些被称为“日本法律界良心”的原告律师们。他们联系受害人、收集污染证据、编织诉讼逻辑，为了跟强大的“政商抱合”博弈，律师们甚至想了不少“歪招”。比如熊本县“水俣病诉讼”案的代理律师后藤孝典，就曾发起过“一股票运动”，号召全国同情水俣病受害者的公众都去买一股污染公司的股票，以便参加其股东大会，在会上抗议该公司的暴行。

当然，这场“公害诉讼潮”也是对战后日本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一次考验，法官们不惧政府、企业的施压，四大公害诉讼均判处原告方（受害方）胜诉，企业和政府被迫做出巨额赔偿，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

而接过律师和法官们接力棒的，则是日本的记者，其实早在诉讼过程中，日本各大报纸就通过广泛报道，给公害诉讼营造了庞大的场外舆论氛围。在官司纷纷了结后，各大报纸更进一步将其意义深化，喊出了“高度成长啊，还我父亲！”等口号，促使民众思考环保与发展的关系，在更广泛的层面构筑共识。而媒体揭露企业违规排污的“扒粪报道”，也起到了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媒体借助“公害诉讼案”掀起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于1971年成立环境厅，后又升格为环境省，相关防治污染的法规也日渐严格、完善。

就这样，那些昔日被讥笑为“没长牙”的环保法，居然在日本公众社会多方的齐心协力下长齐了一口好牙，把雾霾的元凶们咬了个七零八落。

2013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乔治与日本人青木昌彦合著的《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借讲述日本四大公害之一的水俣病事件，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与日本民众战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权的逐步增强同步的。

日本重回青山绿水，依靠的不是政府的法规，更不是企业良心发现、自查自纠，而是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艰苦博弈———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强大、自主的民间组织，有良知、敢说话的新闻媒体，才是推动日本环保事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三大支柱。

天不会自己蓝，水不会自己清，究竟是谁吹起的风，吹散了日本那曾经同样漫天的霾？这个问题，值得你深思。

(原标题：天不会自己蓝！是谁吹散了日本漫天的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