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日本版“文明的进程”

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名著有着独特的生命。如果说名著本质上是一种过去创造出的精神事物，那么读者每一次阅读可以说都构成了一次“复活”事件——这正是我重新阅读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1910-1977）《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中译本为《明治维新生活史》，以下简称《世相篇》）的体验。在阅读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印象时刻盘旋于头脑当中：这是一部被忽视的日本版“文明的进程”。一方面，与同时代出版的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97-1990）的著作《文明的进程》广为人知相比，《世相篇》的声誉似乎仅限于日本国内；另一方面，《世相篇》在探讨、确认日本“文明的进程”自身的得失上的价值，尚未得到恰如其分的揭示。

柳田国男著：《明治维新生活史》

最初阅读这本书的契机，源于还是学生时代的十年前，即2007年课堂上的任务。当时我的导师佐藤建二先生正参与新版柳田国男全集的编辑，那一年的研讨课也就选定了柳田的一些作品。我自告奋勇，选择《世相篇》做课堂主题报告。据说，这部作品在1931年出版当初就被视为名著；然而当时究竟闻名在何处，现在的人们并不清楚。此间的重读，让我约略明白了其中的缘故：与本书叙述语调异乎寻常的悠长与平静相对，叙述的内容则时刻会在特定的方向上引发人们心灵的震动。它迫使人们停下每日匆匆的脚步而去思索：如果不依赖近代以来人们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说法——诸如“自由”、“平等”、“解放”、“现代化”、“文明”、“进步”等，那么，最近一个多世纪急速的社会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变迁？

或因担心自己的意图不被理解，在本书自序中，柳田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是作为对长期以来传记式历史不满的产物，故意不对任何名词加以颂扬，《明治大正史》绝不是描写英雄心胸的作品。只有遍布于国土上的普通芸芸众生，其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听到见到的东西，以及普通人稍稍在心灵中探寻一下，便必然会浮现出来的思想，才会在本书中加以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文字中，柳田在表明自己的历史观的同时，宣告了本书历史叙述的对象，即“普通芸芸众生”（柳田多用“常民”这一说法）心灵中的事物。这种心灵事物，到底与那些因含义繁杂而让多数普通人对其含义不明所以的大词无关。这种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设定，显然源于并构成了柳田独自的文明论。

经历了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巨变后，昭和初期的日本人对日本社会变迁中的得失，有着敏锐的感受和特定的使命感。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来，以学习、引进、吸收并最终超越近代西方文明为主旨的“文明开化”事业一路高歌猛进，近代日本一直被视为文明的先进。这种急剧压缩的文明化进程，为日本心灵敏锐的人士提供了丰富的反观自身及西方的素材。正因如此，朝日新闻社以“新闻人”而非“历史学家”的角色，主动担当起组织编撰《明治大正史》的工作。本书为该系列的第四卷，其他卷次依次为《言论篇》《外交篇》《经济篇》《艺术篇》和《政治篇》。如果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来看，这个《世相篇》大致相当于“社会篇”，即记录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类书籍。然而这却是典型的误读——本书如果仅仅停留在生活史记录的层面，那么它除了能激发人们的怀古趣味之外，恐怕无法引发人们在心灵深处的共鸣。如前所述，只有从日本版“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才能再次感受这本著作独有的生命律动。当然，柳田并未将这种“世相”书写，即对世间普通人“生”（生活与生命）之状态的记录以任何意义上的“文明”命名——因为“文明”自身才是问题。

讲谈社版《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兹举一例。柳田在书中记载了1901年的一种映入寻常人眼帘的世相：“明治三十四年的六月开始，在东京禁止跣足。主要的理由是不卫生，但实际上的动机是为了有对等条约国的体面，而暗地里做了很多的努力，在那之前稍微早些时候对裸体与袒露肌肤的取缔，那是非常严厉的。这件事与当时绘画与雕刻的展览会上，必须要对最为裸露的美进行赞赏的情况，竟然是并肩发生的，实在不可思议。”（24、25页）无需说，我们的生活经验会告诉我们，普通人对这种世相并不会特别在意。不过，当柳田记录并明示了其中的矛盾，并进一步指出“条约国的体面”这一文明意识与视线之后，问题就发生了转化：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富有意味的是，埃利亚斯在其欧洲版《文明的进程》中，对身体裸露这一世相也有特别的关注。他特别转引了一则时人的观察：“有多少回我看到脱得光光的、只剩下一块遮羞布的父亲带着赤身裸体的妻子和孩子穿过小巷去浴室……有多少回我看到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和十八岁的姑娘光着身子，只系着一小块布……从他们的家里穿过长长的巷子去澡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75页）显然，这一类世相表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裸露的拘束不多，因裸露而产生的羞耻感保持在很低的水准上。然而，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在十六世纪，尤其是此后的三个世纪逐渐消失了。埃利亚斯在此揭示了“文明”的具体进程：身体裸露的现象在上流社会首先消失，其他阶层则通过效仿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最终将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与身体的“裸露”相比，“遮蔽”成为社会主流，随后成为“文明”自身。

由此看来，明治日本在文明化进程中大量模仿欧洲的衣冠行止，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再现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和实质。区别之处在于，在欧洲长达数个世纪完成的生活样式的转换，在近代的世界体系中被明确赋予了作为价值的“文明”含义，而近代日本则在至多半个世纪内，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过程。问题亦由此而出现——在生活样式的急剧转变中，人们遵从于社会压力的同时，也体验着从既定秩序与意义体系失落的空虚感。对这一复杂过程，埃利亚斯对此议论道：“很难判断是不是由于‘文明’与‘自然’的截然对立而导致了‘文明人’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导致了西方国家文明新阶段中所出现的情感失调的特殊情况……无论是在‘未开化’的社会还是在文明社会里，到处都有由社会所造成的禁忌与约束以及它们的心理基础，即由社会所造成的恐惧、喜悦、厌恶、难堪与兴奋。”（171页）埃利亚斯在此揭示的问题是：从社会-个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文明进程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文明的进程》

进一步说，作为大词的“文明”被赋予的意义越多，由此而来的压力就越大。这种压力一方面上是一种心理起动力，可以促使人们奋起努力，参与世界的“文明”进程；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可能破坏人们既存的心灵秩序，让人们被迫生活在一种不安与焦躁的社会氛围当中。这种“文明”的话语效果与“文明开化”的结果，体现在近代日本的起起落落当中。因此，柳田在《世相篇》中引导人们去面对并思考：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于埃利亚斯基于文献的文明史描绘，作为近代日本社会巨变的亲历者，柳田的问题意识有着更深一层的维度。

思考文明进程：作为方法的乡愁

对一本书如何阅读与判断，归根结蒂是读者个体的事。在重读本书过程中，除了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细节外，我更注意到了本书作为时代舞台的浑厚底色。这个舞台不是作者最初就否定的、描写“英雄心胸”的传统历史叙述的背景，而是表面上给人以岁月悠长静好、实际上却是在声色光影的急剧变化中普通人的人生自身。或者说，“世相”就是普通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舞台。历史叙述在这里发生了倒置：人们熟悉的帝王将相的生平与事功、战争与和平等历史叙述的主题，仅仅作为说明日常生活自身变迁的因素而存在。

在十年前撰写的课堂读书报告的开篇处，我曾写道：“单从《世相篇》全体的章节目录来看，本书是对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社会生活全景式的描绘。不过，如果详细阅读本书，我们就会发现，将本书仅仅视为明治大正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记录，显得非常不充分……本书事实上描绘的是近代日本的社会变迁。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柳田独特的民俗学视角和方法，这本著作在探讨社会变迁上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现在看来，道理诚然如此；但“独特的价值”究竟为何物，因彼时阅历与见识的不足，当时的报告并没有恰切地揭示。

今年暑假期间的一次还乡经历，使我一再注意到《世相篇》中的通奏低音：故乡及故乡丧失体验。那是一次计划了数年的旅行。时隔三十年，我再次踏上了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义民乡的老家土地。经历了一番询问之后，我终于努力辨认出了儿时记忆中道路山川、左邻右舍以及最重要的“老窝儿”（旧宅的位置）。整个过程充满了惊讶和迷惑：村落除了最大的格局和地标外，微观的地貌与记忆已相去过远。眼前凋敝的景象尤其显得突兀：究竟是自己的记忆错觉，还是曾经就是如此？当然，硬化的水泥路面和不时在乡路上驶过的汽车，还是将一种现代感赋予了村落。驻足期间，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在柳田的记述中，类似的个体经历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相。在《故乡异乡》一章的开篇处，我们看到如下说法：“那些曾经见过世面的人的故乡观念，排在前面的首先是对乡村生活情景安详有趣的赞叹，其后便是对于那些不得不留下来、寂寞无聊之人的同情……那些在城市中寂寞过活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向农村进发了。就算这并不是所谓的东京化，至少也是让心灵中的故乡遭受了破坏。人们却还一无所知，口头吹嘘着过来回去的辞令。即使是故乡的山河明显变得更美更好了，但也绝不能说是和以前一样。很多的回忆遭到背叛，一般是让人感到零落寂寞……对于那些消逝而去无法归来的东西进行美丽的想象是很自然的。有时候过去并没有存在过，也不曾被人们期待过的东西都令人意外地被怀念起来了。农村衰微的呼喊在如此感觉寂寞的人们中特别能产生反响。”（119、120页）

显然，这种对“故乡异乡”世相的描画，源于柳田自身的观察、洞察与省察。这里要说的是，正是这种复合的历史叙述技法，将社会变迁中人们生活的境遇展现了出来——那是一种深深的故乡丧失体验。在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地失去了故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柳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现代化的批评者。由于这种丧失感以及与此相反的乡愁贯穿本书始终，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柳田展开文明论的方法——这种围绕故乡的世相指向了芸芸众生的心灵秩序，而只有这种秩序，才关乎人们真正的心灵的安宁与幸福。正是作为心灵事物，故乡才与近代社会的“文明”产生实质关系；在近代社会中源源不断涌现出的新事物面前，故乡意味着心灵秩序最后的根据地与堡垒。

明治时代的女子

在《风光推移》一章中，柳田记载了交通手段的变化引发的新世相。交通的发达是近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人们赋予现代化众多的意义中，“自由”是其中荦荦大者，因自由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可以自由走动，可以信步而行。近现代交通手段的发达，让人们享受了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自由。这诚然是文明的进步；不过，这一“进步”对芸芸众生的意义何在却无人问津。在这种多数文明论的停止之处，柳田迈出了一步：“在旅行变得容易且有趣的同时，同样的地方去两次的人却减少了，只要静静站着观赏的心情也降低了。以游览为目的的出门走路的人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只是那些忙忙碌碌烦事不断的样子，从东到西穿梭的人们是越来越多。可以说对于风景的体会是变得非常淡薄了。好不容易变得美丽的风景，却并没有用于养成我们的旅途之情。在相隔多年之后，踏上故乡土地的人们，只能感叹连那光秃秃的山上贫瘠的红光也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如同小时候在河川边看着大小的石头四处滚动一般，令人怀念的记忆。”（93页）我们看到，这一世相折射出的真实是：一种全新的个体因交通手段的发达而出现。然而，这种个体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们不是将自身，而是将自然景物的变化投射到他们的“故乡”观念当中。

故乡作为心灵事物的本质显现了出来：故乡的丧失意味着生命从既存秩序上的失落，意味着生命的一种裸露，而人们倾向于让外在事物负责。那么，外部事物究竟怎样影响着人们的心灵空间？柳田记载的下述世相，促使人们思考这一问题：“白头翁是最为放肆的一种鸟。城市中还存在若干的乔木，家家户户的屋脊还很低的时候，这些白头翁便无论何处都群聚在一起，看见一块空地就扑下来。后来城市中开始建筑高楼，玻璃和水泥的反光、电线的繁杂、四溅的火花、汽车碾过的道路的轰鸣声，即使是在那样天性无所谓的鸟类也不得不断了靠近城市的念想。燕子不再归来的那时候，到今天为止大约也只有二十年吧。这是因为家家户户都做了玻璃窗，将通往房梁的道路给切断了，等于是明确拒绝燕子的回归。”（110页）

人们可能会豁达地认为，这种状况于我们的生活并无损失可言。问题正出现在这里：燕子不再归来，这种状况不仅仅意味着燕子失去了故乡，更意味着曾经深深卷入人们生活的其他事物的丧失。也就是说，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活的一种象征和实际的生命伴侣，还包括由这些消失事物所构成的各种故事和传说——它们曾经填充并滋润了此前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不是显得古老、悠长、宁静与自足，而是这些品性自身。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生命体验。这种文明化与丧失体验，正是让柳田感叹日本这个国家“变成了如此冷冷清清”的原因。

明治时代的剧场

另一方面，丧失必然伴随着替代与补偿。问题在于，作为“文明”而出现的替代事物又引发了人们怎样的生命体验？柳田继续描述其所见的世相：“我们住在这美丽又庞大的都市之中，过去喜爱之物消逝的遗憾心情也消失了，其原因与其说在于眼，不如说在于耳。也就是说在那些新的痛苦噪音出现之前，不知由何人创造的某些声音已有很多了，比如夏天太阳底下摩肩接踵叫卖青苗的，在圆朝的落语中出现的近江卖蚊帐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杂货叫卖声。这些毫无用处的声音却被人们所眷恋，和我们对于鸟类的喜爱是非常相似的。”（112、113页）当鸟类叫声不再在耳边响起时，一种全新的声音随之出现。时间久了，这些新的声音，诸如叫卖声、机器的轰鸣声、机动车的噪音等成为人们熟识甚至是思念的对象。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文明的进程”的真相。

因此，柳田文明论呈现的是，文明的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与状况的变迁，它更意味着生命自身的某种转变。由于人们往往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世相篇》对后者的揭示，使得本书获得了作为文明论的特殊价值。

世相、历史与启蒙

柳田国男

如前所述，《世相篇》主旨既不是记录社会现象，也不是展示“生活史”，而是揭示人自身，即作为生物和社会意义上的个体的人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变迁。柳田通过将客观叙述与个人体验杂糅于一体的历史叙述，意图从根本上促使人们去思考：人们每日所过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就此而言，《世相篇》是我们反思当下生活的指南。

在探讨柳田的专著《历史社会学的作法》中，著者佐藤健二有如下说法：“明治大正的历史是创造近代的实验室。由于引入了多数的技术、政策、制度，以及理念，人们对那些变革或实验的结果根本来不及思考，只能在无意识中被迫接受。于是，在仿佛是每日重复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与过去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距离——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认为是充满了艰辛……《世相篇》所要提示的，正是人们眼前生活当中的历史性，以及通过重新审视近代日本，揭示其所得与所失而达成的‘史心’的培育。”（岩波书店，2001年，93页）现在看来，正是对这种“人们眼前生活的历史性”的出色揭示，让我们获得了观察与评价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新视角：不是各种以国家、民族名义被叙述与记载的大事件，而是舍弃（或曰“悬置”）了特定身份后作为普通人自身生活的得失，构成了我们判断“文明化”真伪的试金石。这也正是柳田历史学的意义所在。

一般而言，利用各种被称为“史料”的文字材料，客观再现某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同时重点揭示某些人物和相关因素在事件当中的作用，这构成了近代以来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倘若考虑到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当下人视为有意义的活动，那么历史书写的意义就无法简化为为主流历史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性”，因为这并没有直面问题：意义的本质在于赋予。在这个意义上，“史心”即对日常生活中看似恒常不变的客观事物的生成过程的理解，将有助于人们看清楚自己的人生境遇。柳田《世相篇》通所展示被标识为“文明化”进程中赤裸的生命的历史变迁，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大词”在确定价值与意义上的霸权。人们近乎日用而不知的“文明”话语，正是这种霸权的一种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