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美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2010年美国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法案，虽然最后众议院未能通过，但是可以看到美国希望改善中美贸易条件的决心，一旦法案被通过，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全部中国产品将被加征27.5%的关税。2010年9月的中国轮胎特保案的审查，不但加征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产品的税率，而且与此同时其他的WTO成员国也在不断的向中国产品提起此类贸易立案调查。

　　日本也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不断完善自身产业结构建设和经济腾飞的，同为在亚洲的两个国家，尽管条件不一定完全相似，但是可以从日本的对美贸易摩擦经验中看到几点经验。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进过程

　　1950年-1965年，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纺织品、收音机、自行车、等轻工业的出口产品领域有价格的比较优势，1955年出现了著名的“连衣裙事件”，在当年对美出口的贸易总额为5亿美元的产品中，连衣裙等棉纺织产品占其中的2亿美元，引发了日美的贸易摩擦，美国要求日本对面纺织制品、化纤制品实施自主限制。

　　1965年-1973年，日本实施的贸易立国的政策使得更多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外贸易的增速达到平均的16%，钢铁、机床、彩电等成贸易摩擦的重点，后通过日本的自主限制出口使得摩擦暂告平息。

　　1974年-1985年，日美贸易摩擦在多个领域频发，涉及纺织品、彩电、汽车、钢铁、半导体等多个产品，日本最后也是达成了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协议。

　　1985年-1995年，半导体、集成电路成为日美贸易的摩擦焦点，美国提出要日本做出医药、电子通讯方面的出口限制，1989年的《日美构造协议》，摩擦范围超越个别商品市场开放问题，涉及经济结构、商业习惯、产品基准认证制度等文难题。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美的贸易摩擦由货物贸易转向航空运输、保险、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涉及大米、大型零售业、通讯等弱势产业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金融管理制度和建议制度改革。

　　二、对我国的启示

　　1.注意谈判和公关策略

　　在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双边的磋商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在长期的发展后，日美之间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一系列的贸易对话和协调体制和机制。由政府出面成立的协商机构，定期讨论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以消除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分歧。出现贸易摩擦，则通过谈判、签订协议，解决分歧，维护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国也可以逐步和美国建立和完善这种机制。

　　一国使用的外贸政策除了要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改革目标，也要考虑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总体考虑。日本在应对对美的贸易摩擦的初期采取的是自主出口限制、有秩序地市场协定、价格触发机制等。在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摩擦中，解决办法是以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中美国迫使日本将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设定为20%为条件，除此以外还有诉诸于美国的管理贸易。随着WTO的成立，日本日益重视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通产省新设立了国际经济争端对策室；外务省在经济局下面设立了WTO争端解决办公室具体负责WTO的争端解决事务；2004年外务省中的条约局更名为国际法局，负责美日之间的条约，更多的注意力给予了WTO等多边法务上。2002年日本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成功的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增加了日本用多边手段解决摩擦的信心。

　　美国的法律规定法案要通过议会的投票才能生效通过，所以在产生贸易摩擦后，如何对美国的政府、议会进行公关活动，也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办法之一。日本在美国不但雇佣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并且与美国的各州和地方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美国民众进行攻关，这些活动在处理美日贸易摩擦中受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在游说初期，即便不能找到合适的代理人，起码我们可以寻找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企业集团，用他们的院外游说达到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目的。寻找和培养相应的能够读懂和运用国际法的人才和律师，仍然是我国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中美以及和其他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砝码。谈判不应该一味退缩，适时地和美国说不，也是一种手段；国家更应该培养重要人才去参与到这些国际性的谈判中；不仅是在国际贸易方面，从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的方面来看，我国也应密切和美国的利益集团进行联系和公关，受益肯定是体现在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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