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淮盐

盐，不仅是国民生活中无法代替的必需品，而且也是化学工业、国防工业中的重要原料。

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缺乏制造海盐的理想的广阔海岸滩涂条件，所以日本产盐尚不敷民食之用，大量工业用盐一向由国外输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渴望已久的掠夺中国海盐的野心得以实现。

早在1936年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会议纪要中就明确提出:“鉴于碱及其它化学工业用盐之需，将达179万吨左右，其中八成（135万吨）之供给，须由外地及邻邦设法保证。”这里的“邻邦”不言而喻主要就是中国。这个《会议纪要》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急于掠夺中国盐资源的迫切心清。随着向中国东部沿海进军得手，1938年10月，日本大藏省又拿出一套掠夺中国海盐的完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1942年，中国沿海产盐区要保证供给日本200万吨盐，到1945年，要保证具有350万吨的对日供给盐能力。”

据史料记载:“1915年至1924年淮北盐区平均年产量占两淮70%，其中1924年淮北盐产量就占全国盐产量的五分之一。”当时，淮北盐产号称“馈食偏六省，税课甲宇内。”故日本把掠夺淮盐放到整个掠夺中国盐计划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淮北盐场所辖的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个盐场以及临近盐场的连云港，于1939年3月相继沦陷，侵华日军立即实施日本政府掠夺淮盐的罪恶计划。

首先是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民食用盐的配给制度，以压低民食用盐的手段，保证不断增加淮盐向日本的输出量。特别是在盐产量不足和运输工具缺乏，食盐供应紧张时，日本侵略者便以牺牲中国人的民食来满足其发展军事工业，扩大侵略战争的需求。自1941年始，日本兴亚院在华中、华北占领区域内的中小城镇强制实行民食用盐统制和配给政策，各地配额统归兴亚院直接掌握，即使汪伪中央政府都无权变更。最初规定每人每月配给食盐1市斤，但实际上兴亚院批准的配给数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一年，华中辖区共有3630万人，而日本兴亚院批准的配给定量为每年只有9万吨，年均每人每月食盐量仅为0.4市斤。而对居住在南京市内1万多名的日本人，兴亚院规定每人每月确保1.5市斤精盐。在华中地区，由于车船等运输工具掌握在日军手中，后来成立的中华盐业公司无力承运整个华中区的民食用盐，但又企图垄断，不准场商自运，这就给民食造成极大困难。有些地区每人每月由规定1市斤减为半市斤，复由每人半市斤改为每户每月1市斤，最后甚至完全停售。

日本侵略者为尽量掠夺更多的淮盐输回国内，在对我沦陷区居民强行实施食盐配给制的同时，对我抗日根据地则实行严格的食盐封锁政策。“昭和”15年（1940年）8月“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将盐“作为特别重要物资，禁止流入匪区。”为此，在徐州特设一个“对匪区禁销委员会”。并在伪海州区盐务管理局拼凑一支有3200多人的税警队查缉私盐，井经常派宪兵检查食盐运输和销售情况，稍有怀疑，即行扣留、没收、封店、抓人。同时，为控制食盐流通，大肆削减食盐销售点，江苏五、六岸（即苏北地区11个县）原有300多个销售官盐的店铺，日本侵略者借口“因连续发生不法卖盐事件，去年（1939年）10月强化改善机构，根据组织制度，销盐店减少到60所。”

这种统制配给和封锁政策的结果，势必导致盐荒，一些投机盐商勾结敌伪各级官吏乘机大发国难财。他们垄断居奇，哄抬盐价，操纵黑市交易，中饱私囊。官价盐无货供应，私盐售价为官价的好几倍。1945年初，宁、沪一带，盐的零售价格每担约9600元，已属惊人，而黑市盐价竟高达每担3万元，造成沦陷区人民长期饱受淡食之苦。然而，盐场和周边地区民众，不堪日寇压榨，大规模抢劫盐花事件时有发生。单海州地区自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即发生抢盐事件56起，打死伪盐警291人，共夺走盐6100余吨。

其次，日本侵略者采取以低价低税，甚至免税等卑劣手段，对淮盐和盐业生产进行大肆掠夺与野蛮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之后，要我国向日输出海盐，并不是平等贸易，等价交换，而是一种强行掠夺。当时市场盐价，淮北盐场价1940年为16元/吨，1941年为26元/吨，1942年为38元/吨，1943年为54元/吨,1944年为178元/吨，而输日盐价格，除1940年与场价相同外，其后四年均为24元/吨，强行坚持四年不变。仅从1941—1943年三年中，侵华日军向其国内输入淮盐179435吨计算，就无偿占有中国盐价值总计达1983055元。1942—1944年日本进口淮盐，实际只付出相当于中国价格的6.3—13.5%。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用竭力压低向日本输入盐的价格的方法，以维持对中国沦陷区盐业的最大限度的榨取，扼杀了中国盐业的生机，使广大沦陷区盐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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