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而来的“和”，不仅成了日本的国号和国民称呼，而且还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其起源为圣德太子(574至622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中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为礼佛之外，其余十六条大部分来自儒学，尤其是受到《论语》的巨大影响。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治民之本，要在乎礼。……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惹人善，见恶必匡”(第六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无信，万事悉败”(第九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第十五条)等等，置入儒家典籍中，毫无杆格之处。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宪法十七条”的基本思路：即“礼”与“和”，来自《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圣德太子来说，礼是不同关系的“行为准则”，如君臣、上下、同侪、官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准则”(礼)的实施(用)，需要通过“和”之途径。“宪法十七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德目概念便是“礼”字(六次)，并一再提及“臣道”、“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最后还概括性指出：“ 国非二 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第十二条)， 强调君臣关系是“礼”的本质。这种关系的理想境界(贵)，需要通过“和”去达成，因此在867字不长的篇幅里，充斥着“和”及其近义词，如“顺”、“睦”、“谐”、“谨”、“ 慎”、“通”、“承”、“齐”等，拳拳之意，昭然若揭。

　　来自《论语》的“和”，本来就是一个组合或者团体内部关系的规范，如果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让一己的“个性”消融于集团的“共性”之中，也就是“宪法十七条”所说的“相共贤愚，如环无端”(聪明的和愚钝的共同从事，就像圆环一般没有首尾)、“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虽然我独自行事亦有所得，却要跟随大众共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共”、“从众”和“同举”是以“礼”的规定作为前提，而在同一“组合”或者“集团”内部实行的，这可是视为圣德太子对《论语》里“礼”、“和”关系的精湛理解。孔子虽然在《论语.子路》篇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观念作为对“礼”、“和”关系的补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和”(和谐)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同”(一致)，孔子儒学，尤其是宋明以后的理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同”，“大同”是目标，“和”只是手段，这是儒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日语有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同和”，和中文词汇“统合”比较接近，“同”在“和”先，以“同”成“和”，相当能说明日本民族对“和同”关系的基本看法。以“不同”保持和强调“个性”的观念，由鲁索率先在《忏悔录》中提出，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欧洲开始兴起，但在东亚各国，“个性”理论传来较晚，还依然是个崭新的概念。

　　“宪法十七条”的“和”，尤其是圣德太子从“相共”、“从众”和“同举”的视角所揭橥的“和”，成为后世日本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延续至今。“和”在日本既是一种普遍的集团关系准则，也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

　　作为集团关系准则，不少日本学者提到“和”的本质就是一种“场的伦理”。“场”是个体所处的周围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总和，是个体生存和活动的前提条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比较欧美人和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不同，指出欧美人出于“原罪文化”(guilty culture)，往往基于道德理念和正义观念行动，罔顾或者很少顾及周遭的反应；而日本人则出于“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更多地视当时的状况以及周围的气氛，即基于对“场”的认识和判断采取行动。和本集团内其它人“相异”的行为，往往是“耻感”发生的原因之一。

　　当今的日本人还常常说“读空气”(空气读)，“空气”就是指人际交流时的环境“氛围”。在日本，关于这种“空气”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除了研究分析“空气”的成因和特征之外，更多的则是指导如何应对“空气”。连以《日本人和犹太人》一书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山本七平(1921至1991年)，也写过一部名著《空气的研究》，指出在日本做决策的往往不是“决策者”，而是制约决策环境的“空气”。这种谁都无法摸透、却谁都受其“束缚”的“空气”，是谁都无法“逃脱”和“抵抗”的。他甚至戏谑地撰出“抗空气罪”一名，表明“空气”的“不可抗拒性”。因此，“读空气”在日本是一门“大学问”。其实，“读空气”的最大目的就是维持“场”内的“平和”气氛，同集团内的“竞争”乃至“斗争”是“和”的对立端“乱”的渊薮，所以维持“和”就是维持集团内部的秩序，是集团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往往被集团的“空气”所“窒息”，所以在日本并不多见，当然不受鼓舞。相反，“居中现象”(横并现象)，即不冒出头，居于两端的中间，成为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特征之一，追根溯源，来自对“和”或者其延伸理念“中庸”思想的重视。

　　至于“和”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多学者指出日本人“兼收并蓄”的思维特征。日本从绳文时代以来，一直是个“多神信仰”的国度，据说光各类神祇，就有八百万之众。日本的传统祭祀，常常不分好歹，神鬼一同配飨。在飞鸟时代，从中国传入儒释道，一直并行不悖，儒学的“和”与佛教的“同”以及道家的“阴阳”，从此互相掺和渗透，和本地的神道教一起构筑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和”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糅合“阴阳”两极的思维态势，两极的“共生共存”在很多日本人看来，比明断“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和”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对立两极融和在一起，各致其用。譬如说“神”和“鬼”之于人类，前者佑福，后者作祟，而人类通过共同祭祀这一“融和两极”的举措，让“神”、“鬼”各安其位，人类受其福泽。所以儒释道自传入日本以来，基本上相安无事。到了近代，“兰学”和“洋学”涌进日本，和传统的“儒学”和“国学”之间也未曾发生尖锐冲突，这大概都是“和”的思维方式在发生作用。日本民族对来自《论语》的“和”的偏执，虽然有些偏离孔夫子的初衷，却是“和式”(日本式)的指针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