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冷冷清清的基础学术研究相对比，应用对策研究却显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大概与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有关。在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学者们投入的精力不可谓不大，但收效又如何呢？从近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乃至中日关系的现状来看，所谓的应用对策研究的成果，的确很难说是真正地发挥了建言献策应有的作用。　

　　我国学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关注和从事着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研究论著中，主要内容都还只是对欧美学者或日本学者观点的附和而已，少有颇具独创性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益兴盛。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中，既有宏观层次上的通论佳作，亦不乏微观层次上的分门别类精雕细刻的美文。后学如我者，深知仅用数千言来述评建国60年来的日本文化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鉴于无论是在专门的书评中，还是在各类学刊的年终研究动态总结里，抑或在各类会议的综述中，对诸多日本文化先行研究论著的溢美之辞早已俯首皆是，无需在此再挖空心思堆砌词藻来锦上添花，所以，笔者斗胆仅对诸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愿明言的日本文化研究的缺憾之处，略陈己见。　

　　冷冷清清的基础学术研究　

　　对基本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可谓是基础学术研究之基础。在日本，中国的经史子集文献原文自不必提，质量高的日文译介之作亦不少见，更不乏儒道释的权威专家学者；而对于相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文献而言数量有限的日本文化史料文献，除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中文翻译相对数量较多而外，对于研究日本文化极为重要的公家日记、寺社保存下来的古文书等史料却没有中文译介，更谈不上专深的研究了。因此，在我国学界的基础学术研究成果中，真正能够自如地驱使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得来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真正在从事基础学术研究的人员也不是很多。　

　　基础学术研究之所以会如此冷冷清清，其原因，概言之，主要有两点：　

　　首先，欲做好基础学术研究，是需要有点儿扎实的学识的。虽不必非得学贯古今中西，但作为一名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国学者，除了需要能驱使很强的古典、现代日语理解能力，较准确地把握与日本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外，还需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所理解。日本文化的精华多源于中国，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中国学者，若缺乏对母国文化的理解，有时难免会出现很多尴尬的事情。　

　　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很多中国的茶业人士及研究人员，出于民族虚荣心，为了显示中国茶文化有别于日本茶道，新造“茶艺”一词指称中国茶文化，这就是一个好例证。“茶艺”一词刚一诞生，从港台开始，大大小小的“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开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茶叶店里的茶叶罐上，也印上“茶艺”二字。但是，随着对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才发现“茶道”一词并非日本独家所创，日本也是在18世纪初才开始使用“茶道”一词的，而且至今日本茶人们更为习惯使用的不是“茶道”，而是“侘茶”这一称谓，倒是中国早在唐代时就已经开始使用“茶道”一词了。于是，茶叶店主们又赶忙把包装盒上的“茶艺”再印制成“茶道”，学者们著书撰文时也不用再扭捏作态，而是开始理直气壮地使用“茶道”来指称中国茶文化了。　

　　另外，这里提到的“侘”字，也是透析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侘”，汉语发音为chà，日语发音为wabi，但其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内涵是不同的。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九章》的“侘”字，大多都是与“傺”一起合用且沿用至今，主要用于表达政治上的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它表达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感情状态而已。　

　　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之初，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意。但是，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中后，在“和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比汉语原意的“侘”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到了日本室町时代，日语里的“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表达政治上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的消极词语，而是在原意的基础上被和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理念，该理念内涵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悲哀、悲惨、伤感、寂寞、短暂、清淡、空寂等诸多的情绪，它传递给人的已经不全是一味自艾自怜的消极情绪，有时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且，自室町时代起，如“侘茶”一词所示，抹茶文化成了“侘”这种理念的独一无二的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理念的代名词。　

　　我国学界都将“侘”视为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并无一例外地将其翻译成“空寂”来著书立说，这种挂一漏万的取意做法，可能与有些学者根本连“侘”的汉语原意为何都不知道也有关吧。　

　　其次，欲潜心于无名亦难获利的基础学术研究，还需要有点儿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尤其在作为学术学科总带头人的大学校长、院士等都被暴出抄袭行为、在学术道德不断遭到拷问的今天，放眼学界，能做到寡欲勤奋，甘于清贫，像昔日孔子那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或者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者，又能有几人呢？特别是在面对现实生活困境时，恐怕表现如阿Q者有之，但愿意践行孔颜乐处者就寥寥无几了。　

　　今年八旬的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家叶渭渠先生，退休后依然求学不言倦，求知不言老，依靠淡泊与宁静，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文化通史》、《日本小说史》、《日本文学思潮史》，已经于2009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凝聚着叶先生毕生心血的巨著，不仅弥补了许多基础学术研究的不足，甚至还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叶渭渠先生，堪称是我们这些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晚辈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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