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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艺伎发展史:从男人到女人,再到服务美国兵的“新日本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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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5-2 19:20:32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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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1877年,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在灯红酒绿的东京写下如是诗句,无数中国人通过这些旖旎的词句感受到日本艺伎文化的繁盛。 受中华文明浸染,日本衍生出发达的酒文化、歌舞文化,为宾客演出祝酒的艺伎群体渐渐形成,并成为日本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标签。 日本的文学、歌曲等艺术形式里,艺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鲜为人知的是,日本艺伎有着漫长、独特的发展历程。最初从事这一行业的普遍是男性,随后才被女性所取代。 19世纪,日本艺伎的影响达到全盛时期,甚至能左右日本的政局。 鼎盛一时的日本艺伎,为何又缓缓湮灭于历史长河? 诞生:闭关锁国下的娱乐消遣 1603年,武士德川家康在江户组建幕府,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武者幕府统治正式建立。 与以往的统治者类似,德川家康希望家族地位永固,因此颁布了一系列稳定社会、防止动乱的措施。 其中对日本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便是历时200余年的闭关锁国。 德川幕府切断日本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尤其是严防中国经济、文化的渗透,他们幻想以此巩固其武士统治权势。 闭关锁国政策下,德川幕府又对日本社会内部进行严格限制:全国各地的领主必须定期居住于首都江户,想回到自己的领地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回去后还要被密切监视。 领主们对这种近乎软禁的强硬规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部分人举兵发动起义对抗幕府,结果纷纷以惨败告终,余下的领主只好老实遵守这一“参觐交代”的规定。 艺伎文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破茧而出。 居住于江户的领主们是各地的天之骄子,让这些权贵者集中聚集只会衍生出一种结果——毫无节制地攀比与奢靡。 他们凡事讲求排场,美人、车马、食材、珍宝几乎无不可比者。攀比造成社会财富、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给江户的商人带来发家致富的契机。 一位领主感到城市生活烦闷便上街四处寻欢,市井新兴起的歌舞表演让他眼前一亮。他花重金聘请一支歌舞班子入府,为自己昼夜不停地演出,枯燥的生活总算有了些许乐趣。 这件事一经传开,江户的领主们纷纷效仿,包养歌舞表演者成为贵族间风靡一时的潮流。领主们在会面时,他们会让自己府内的歌舞伎一同前往,大家非比个高低、较出输赢不可。 领主府内都是些颇具文化素养的幕僚,为了讨好主人,他们和艺伎通力配合,整日钻研新舞曲,艺伎表演的形式、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江户街头瞬间被形形色色的艺伎填满。 这一时期江户的艺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男性艺伎牢牢占据绝大多数。 常人看来,艺伎中应是女性从业者为主,但江户特殊的社会结构催生了这个似乎有些畸形的特点。 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江户地区的居住者多是男性从政者和武士。 由于男尊女卑、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江户的女性数量远远少于男性,比例高达1:3,几乎每三个年轻武士要为一个适龄配偶展开决斗。 无论是为了满足“男同”们的需要,还是招不到女性艺伎的无奈之举,江户的酒屋、茶楼都为男性艺伎敞开了大门。 一时间,江户随处可见戴着假发、穿着暴露的男性演奏舞曲。 长相姣好的男性会被老板装扮成女性,以此迎合大多数顾客的审美需求。 余下的大多数,也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他们或是扮丑逗笑,或是表演杂技,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女性艺伎。 不过好景不长,德川幕府认为这样的风气有损体面,为了阻止首都世风日下,他们接连颁布一系列严令限制男性从事艺伎行业。 作为补偿,外地女性进入江户的条件被大大放宽,女性艺伎渐渐成为主流。 国家强制力和社会传统使得江户盛行一时的男伎、男同风潮迅速平息,他们宛如昙花,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浅浅一笔。 温柔娇俏的女艺伎,以江户为中心向外放射,足迹逐步遍布到日本的每一个角落。 艺伎为日本带来活跃的文化,同时又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税收。 1617年,幕府为方便征税,决定在江户城的吉原地区划出一部分,专供艺伎开展商业活动——这是日本最早的艺伎风情街。 此前的艺伎,还是一个仅限于歌舞说唱活动、“卖艺不卖身”的正规娱乐行业。风情街的出现,为性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些大商人买通幕府的监管者,他们把私娼安插在艺伎中,以谋求更高的利润。 一些娼妓被乔装打扮成艺伎,白天进行掩人耳目的歌舞表演,晚上则在骗过监管后从事另一种性质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艺伎和娼妓几乎融为一体,再难以准确区分其界限。 庞大的税收让幕府统治者一度默许这种乱象的存在,然而急速败坏的社会风气、频频发生的社会事件又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历时几十年的整改、规范,促成了日本艺伎鼎盛时期的到来。 繁荣:19世纪操纵日本政局 德川幕府的整改措施,首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私娼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1689年,幕府陆续进行相对温和的改革手段,比如禁止艺伎前往武士、商人家中过夜,以及禁止其在商船上表演。 时机日益成熟,幕府的手腕逐渐强硬起来,对私娼艺伎的打击力度达到顶峰。从事这类行当的工作者一旦被逮捕,面临的将是终身贬为官方下级奴隶的悲惨境遇,组织私娼的老板也将被没收家产、流放远疆。 不过在丰厚的利润面前,私娼行为屡禁不止。幕府的打击无论多严厉,从业者总能找到应对监察、蒙混过关的办法。 “节流”行不通,幕府的统治者开始进行反思,他们希望通过“开源”缓解危机。 吉原地区位于首都江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它是幕府官方开展艺伎活动的特色区。凭借政策的庇护,吉原的艺伎商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幕府决定,就在这里试点经营官方的娼妓活动。 这一规定使江户的商人欣喜若狂,尽管规定是“卖艺与卖身分离”,但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经营这一灰色产业。事实证明,使艺伎保持卖艺不卖身的纯粹性是正确的做法。 商人们竭力迎合幕府委派的监察人员,他们为表示顺从,想尽了各种办法区分其经营场馆中的艺伎与娼妓。艺伎文化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精进发展。 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法则逐渐形成:艺伎的和服带子在背后打结,衣领通通采用白色,发髻上插两支发髻和一把梳子。 艺伎与娼妓仅从着装便能迅速、准确地区分开来。 在艺伎群体内部,不同的服饰亦有不同的身份地位象征。 例如全红色的装饰代表最低等级,花色、白色的装饰则是较高地位、较长工龄的象征。懂行的顾客在挑选艺伎服务时,只须观察其服装便可看出门道。 更令幕府感到欣慰的是,艺伎们还自发组织了监管机构,她们将负责人命名为“见番”,由其登记一定地区内的艺伎姓名、背景,并负责日常营业活动的监管。 艺伎的专业化、纯洁化也顺应了日本打开国门、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驾驶黑船造访日本,日本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深感震撼,由此结束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 西方文明、理念潮水般涌入日本社会,欧美甚为推崇的男女平等、绅士思潮尤为热烈。相应的,污秽不堪的娼妓产业遭到上流社会的普遍唾弃,相对纯洁的艺伎业则大受推崇。 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上流人士笃定认为,付钱享受艺伎的歌舞、祝酒服务是一种颇为绅士、文明的商业活动。他们自诩给予了女性平等的职业机会,同时又保存了女性应有的人格尊严。 艺伎们最初是不问政事的,她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有钱有势的顾客几乎是一夜之间变得礼貌、谦逊,他们不再强迫自己陪睡、做妾,自己也从备受鄙夷的社会底层一跃成为新时代女性甚至国粹的标签。 或许是西方文明过度涌入导致了日本本土文化缺失的危机产生,幕府为稳定社会、调和矛盾,便顺势而为、大力推崇艺伎等本土化的文化标签。 幸运的艺伎们从备受欺凌刹那间蜕变为合法、体面的工作者。 地位的迅速上升,为艺伎干涉政治提供了契机。幕府统治渐趋没落,日本各地领主纷纷掀起倒幕运动,社会动荡不安。五湖四海的英雄齐聚京都,他们打出“勤王”的旗帜组织政变。 显然,在京都人脉最广、最易巴结的群体就是那些艺伎。领主与艺伎之间达成了特殊的权钱交易关系,有的还发展出浪漫的爱情故事。无论是哪种情况,艺伎总归是切实参与到日本高层的政事中去了。 如明治政府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井上馨,他的情人是岛村酒屋的艺伎中西君尾;大名鼎鼎的首相伊藤博文,他的原配夫人是京都著名艺伎伊藤梅子。 君尾服侍的客人遍布日本朝野内外,井上馨凭借她的关系网广泛结交维新人士,还多次因她及时送出情报而虎口脱险。 为了刺杀幕府重要政客岛田左近,中西君尾还按照井上馨的部署嫁给岛田、伺机将之刺死。 日本市井中广泛流传着“勤王艺伎”的传说,艺伎和那些有头有脸的改革家如影相随,成为群众心中的英雄。这一时期,艺伎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衰亡:沦为法西斯的牺牲品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1895年,日本于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他们凭借《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了2亿两白银的巨额财富。 日本一时间国富民强,少壮派主政者开始了侵略亚洲、称霸世界的殖民历程。 少壮派主政期间,日本从西方习得的男女平等理念被完全扯碎,女性地位急剧下跌,再次沦为男性的掌上玩物。为表示对丈夫的忠贞,女性必须经过剃眉、染牙的封建仪式。 所谓剃眉,是将新娘的眉毛剃光,染牙是用黑炭把牙齿全部涂黑。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发明了用胶水粘头发、缠足等“以示忠贞”的仪式,丑化女性的审美成为社会主流。 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对此深感触目惊心,他在日记里评价道: “可以说在所有女性中,人为的弄丑方面,日本人是出类拔萃的。” 所有日本人都沉浸在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迷梦里,日本的娱乐产业迅速萧条,曾经繁盛一时的艺伎业首当其冲。艺伎们顺应潮流,纷纷剃眉、染牙,结果反倒失去了最后一批忠诚的顾客。 为了活下去,艺伎又试图丢掉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歌舞,这种急病乱投医的自救措施显然是徒劳无功。 进入20世纪以来,绝大部分艺伎打碎尊严、沦为娼妓,只有少部分官方扶持的艺伎还保持着她们引以为傲的纯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日本作为战胜国非但没有获取更大的利益,反倒被美、英等国联合制裁,海军、殖民地势力受到严格规制。 这激起了日本举国上下极度的愤慨,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激进的政治风潮。 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在全民狂热的日本深深植根,政治的激进必然带来文化的萧条。 盼望重回正轨的艺伎没有等来提高社会地位的法令,她们等到的,是对人格尊严的彻底盘剥。 1931年,日本政府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次年又成立了“爱国妇人会”。这些组织强迫艺伎、娼妓等一切社会底层妇女加入,并诱骗女学生、少妇参与其中。 被法西斯洗脑的日本女性抱着“效忠天皇”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她们的工作名为慰问爱国军人,实则是无偿的慰安妇。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艺伎在其中地位最低、境遇最惨。 德国社会学家鲁特详细记述了日本慰安妇的悲惨生活:她们被狂热的士兵视为军需品,战时负责提供免费性服务,其余时间还要从事繁重的战备后勤劳动。 她们生存环境恶劣,往往因疾病死于战场。 对毫无尊严可言的娼妓来说,这样的工作她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政府发放的补贴甚至令她们感激涕零。 可是那些怀揣尊严、道德的艺伎,她们被欺骗、强迫,在人格的破碎中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光泽。 二战的战败使日本艺伎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为讨好美国,大力组织民间妇女慰安驻日美军。有夫之妇自然拒绝从事这种肮脏的勾当,这一重担便落在了艺伎的肩上。 日本政府用一贯的宣传手法蛊惑民众,称为美国大兵服务的女性为“新日本女性”,她们从事的职业是“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本已千疮百孔的艺伎产业,又经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1948年,日本颁布《风俗营业管理法》,恢复了艺伎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其经营区域严格限制在红灯区内,服务对象也仅限于政商界的精英阶层。这些条令对备受摧残的艺伎而言简直杯水车薪。 几十年的畸形管控使得日本从事艺伎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一些极具艺术价值的歌舞、服装文化就此消亡,只有那些实在找不到谋生之路的女性还在从事这个死气沉沉的职业。 艺伎的消亡也反映着二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传统文化的泯灭。 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醉心其政治盟主美国的文化,他们疏远、轻视、鄙夷本土文化,艺伎被打上了历史糟粕的标签。 调查表明,现今在京都从事艺伎行业的工作者仅有200左右,她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为了谋生不得不游走于夜总会、迪厅之间。19世纪曾光辉灿烂的商业文明,俨然已成为一个濒危的夕阳产业。 日本的艺伎文化是时代的产物,西方文明的融入一度促使其繁盛,却也导致其一夜衰亡。失去民族本位的东西是一种悲哀,日本随欧美文明的变迁而浮浮沉沉,文化碰撞的浪潮使他们深感迷失。 “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 也许有一天,包括艺伎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都将只存在于《伊豆的舞女》等旧书中。 参考文献: [1]柳杨.艺伎考——日本艺伎的发展历程初探[J].黑河学刊,2017(05):98-100.DOI:10.14054/j.cnki.cn23-1120/c.2017.0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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