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日本社会强烈的“文化紧张”感从何而来?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4-27 10:50:42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


外国人分析战后日本最出色的作品《拥抱战败》,一开篇便这样写。


诚然,在日本历史上,巨大的危机经常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1945年日本战败也是这样一个事件。此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一直面对如何处理战争这一史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日本发动战争,最后在一种被强迫的状态下接受战败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


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面对战败和被占领,日本知识分子既感到对未来欣喜的期待,又掺杂着对过去的悔恨与未能反抗国家权力的良心的自责。


除此之外,战后日本面临的另一重大冲击,是文化交汇带来的碰撞。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现的两大基本文化取向,一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二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就基本立场看,前者是基于对儒教文明全面否定的西方化价值观,后者则是基于通过“爱”与“宗教”使东洋结为一体这一理想的东方文化观。



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中,这两种取向始终影响着日本人对待世界、尤其是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在世界文化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的今天,是追随西方文化潮流还是固守东方本土文化,已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


然而,东方文化被迫调整自身,以适应西方尺度下的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给日本社会留下了持续的“文化紧张”。这是一种长久夹击在大国影响之中,对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


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紧张感,也是近代以后的中国所熟悉的滋味。



东京涩谷街头


不过,“拿着日本说中国的事儿”绝不是我们去了解日本战后思想史的意义所在。正相反,这种思路是受到了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支配。


“假如希望真正进入自己的文化,那不妨先尝试进入别人的文化。”我们要做的,应当是换个视角,把日本的问题放到日本的文化结构中去认识,去获得我们自己的启发。


如果我们笼统地了解历史,是无法触碰到历史内部那些复杂的关节点的。这些关节点包含着对立和差异的关系,充满内在的张力。


日本战后思想史所提供的,正是去确认日本国民面对的那些基本课题背后的真实结构关系。


国内研究日本思想史最权威的人物,当属孙歌。



这一次,孙歌老师通过《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从六位战后思想家谈起》这门课程,介绍六位日本战后思想史里的重要人物。


他们都经历了二战,并在各自的领域,对同时代的基本问题、基本状况进行思考。而且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启蒙工作,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些人包括哈伯特·诺曼、鹤见俊辅、加藤周一、上原专禄、丸山真男和竹内好。


这门课程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人”的深切关怀,这与孙歌老师的研究经历不无关系。


孙歌原本出身中文系,后来逐渐进入了政治思想史领域。跨学科的研究经历,恰恰赋予她特殊的视角。


在著作《历史与人》中,孙歌写道,“文学专业给我的精神营养,构成了我治学过程里面最根本的那个部分。”


这种精神营养,就是对“人”的深度理解与关怀。



文学专业的训练,使孙歌在转向思想史与政治学研究之后,仍然希望能和那些与我们生命直接相关的问题保持连接。


在学术研究中融汇对于人的观察与思考,把“人”转化为基本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和政治。


正如她在发刊词中所说:“人在历史状况中进行选择,后来者回顾前人的时候,会觉得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进行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如何进行现实的选择,如何进行思想的评价,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能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基本的主题:人在大时代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不能简单套用观念去绑架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掌握有效的思想武器。


——孙歌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