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日本】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和日本人做生意？

【“近观日本”是旅日作家、中欧商学院客座讲师陈药师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讲述日本的商业和文化】。

我们生活中充满着各种谎言。公交车售票员经常大声喊：往里走，里面没人。等你挤进去就知道了，里面比外边还挤。

一个好友装修，最后累惨了，比工人还累，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不每天在工地监工，工人就会偷换材料，消极怠工，或者随意敷衍。除了监工，哥们每天都要请工人吃黄焖鸡米饭，送酒送烟。

我周围总有一些朋友，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找熟人帮忙，或者熟人托熟人帮忙。比如拉个阑尾要找人，孩子进幼儿园、小学要找人，老人动手术找人……

为什么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解决问题呢？因为我们对机构缺乏信任，我们担心自己不去找人既有的机会就会被流放，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显然，缺乏诚信是丑陋的，危险的，不健康的。反过来说，诚信是一种美德，他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透明如蝉翼。他让我们放弃诡计、欺诈、厚黑的欲望，诚信还能缩减交易的成本—如果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基本的诚信关系，你就能规避很多法律纠纷，放心的开展合作。

我常去日本，与很多日本机构、日本人合作，他们当然也存在着不诚信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依然是一个诚信度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日本生活三年，一共丢失了6部手机，都无一例外的找了回来。或者被出租车司机送了回来。在日本想丢东西都很难。快递送到你家门口，如果你没在家，他会把东西放下，不管你多久之后才回家，东西还会形销骨立的在那等你。

8月京都似流火，热浪像舌头舔舐得地面上的红砖、房屋的轮廓、行人的发梢都变得模糊不清。

领队叫大风，他带着我们七八个人站在公交车站等车，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车停下来，靠门那一侧的车身慢慢向下倾斜——日本公交车的设计极为人性化，车体倾斜是为了让身体不便或者小孩子也能顺利上车。

大风一边上车，一边回头喊：大家拿好东西，别丢东西，丢了很麻烦的。

二十分钟后，等下了车，我们几个人徒步走了五分钟，大风仰天长啸：我钱包丢车上了。

其他人各奔行程，我和大风去警察局报案。警察是个大叔，拎着棍子站在门口——日本警察最常规的武器就是棍子。大叔用我几乎难以听懂的关西腔询问情况。关西腔，有点像东北话，粗粝，不失幽默：大噶啊，钱包咋还能丢了尼？憋上火！安慰完大风，警察大叔给公交车公司打了电话，然后告诉大风，该干嘛干嘛去，等电话就行。

十五分钟后，电话来了，公交车司机告诉大风，钱包被一个日本小姑娘捡到了，二十分钟后，司机会再次经过我们下车的那个站台，然后把钱包交给大风。

彼时，天气骤然变得凉爽了很多，大风站在夏日的小风里，等来了自己的钱包。等我俩与大部队汇合之后，大风牛气哄哄地跟众人说：“在日本很安全，日本没有小偷，而且拾金不昧，各位不用担心会丢东西。”

在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诚信构建了一种让我们艳羡的和谐关系。他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美好，诚信构建了人际关系之美。

丰田汽车在日本高冈有一工厂，这家工厂非常独特。工厂里有上千名工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看来，他们就像富士康的血汗工厂，生活看不见高山大河、白雪皑皑，只有眼前的机器和零件以及与自己无关的销售额数字。

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在生产线上，每一个工人的头顶，都有一根绳子，“莫非是感觉工作无聊的时候，上吊更方便？”

别扯了！事实上，这根绳子的用意在于，任何一个工人，如果认为生产的流程有问题，都可以拉一下，让整个工厂停止运转。

这是一多么大胆的试验？万一哪个工人手欠，或者闲的没事儿干，拉一下绳子，都损失惨重。可是，这家工厂成立至今，从来没有哪一个工人拉动过绳子。

大部分人对于丰田的精益管理有个认知上的误区：我们总以为丰田汽车有什么独门秘籍葵花宝典，其实丰田的精益管理就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工厂的系统化设计，同时带来最高的效率，那么，这种共同体组织的共同价值观是啥？就是信任。

继续引申一下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知道日本公司奉行终身雇佣制，当你进入一家公司工作之后，轻易不会被裁掉，而你的职场进阶之路也非常鲜明：按部就班的工作，抛头颅洒热血，随时间流转，往更高的职位攀爬。退休之后，能拿到可观的退休金。

这当然存在着问题，比如日本大公司通常管理僵化、人浮于事，员工担心承担责任，在变革面前止步不前……但另一方面，大公司给员工提供好的福利保障，让员工无后顾之忧，换句话说，对于公司来说，他们不仅仅要确保员工本身的生活来源，还要考虑他背后家庭所面临的生存要求。

可以说，日本这个社会是由公司来豢养的。而这种豢养的基础就是信任。信任构建了员工与公司之间长久的合作，也构筑了整个社会的稳固之美。

这种诚信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员工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也缔造了一种难以分割的长久合作关系。

在世界的两端，有两个倒霉孩子，一个叫马自达，一个叫戴姆勒-奔驰。俩孩子有过傲人的历史、野心勃勃的憧憬，到如今去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人生如戏，车生难料。

然而，他们俩都没死，一直活到了今天，马自达被住友信托拯救，戴姆勒奔驰被德意志银行拯救。事实上，早在二战期间，住友信托的母公司住友财团就与马自达有着密切联系。简单说，他们之间缔结的信任关系根深蒂固。

这是一种交易之美，夸张一点说，日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根植于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而不是一纸契约。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就慨叹，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律师，而日本律师占人口比例远远低于美国。这就是因为日本更重视诚信，契约精神没有那么重要。

总结一下：在日本，人与人之间，人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构建了一种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的关系其实是日本商业发展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信任，甚至可以称为某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高，人与人之间就越不是某种简单的金钱和交易的关系，而是基于某种道德、道义或者习惯的关系。

虽然日本法律规定了，捡钱不还会罚款，但追责起来很难，虽然日本法律也规定了，人家把钱包还你，你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答谢，然而，在日本电车站里的失物招领处里，琳琅满目，各色手机都有，没人知道是谁捡回来的。

在丰田汽车，工人虽然貌似身处底层，但依然被赋予了叫停生产的重大责任，因为管理层相信他们不会滥用这种权力。

而在日本，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某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一旦建立，就牢不可破。他们互相扶持，共同进退。就在住友财团和马自达的案例中，住友不仅为马自达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也要求自己的一些下属公司将订单投给了马自达。几年之后，克莱斯勒也遇到了同样的遭遇，然而，他只能求救于政府。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日本信任程度的问题有过很多经典的阐述，概括来说，他认为，日本之所以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在于中间阶层的广泛存在。在古代，日本天皇没有实际权威，地方都靠大名来高度自治。而一个日本人除了对自己的父亲效忠，还需要对他的老师、大名、武士等人效忠。这种效忠的关系构成了信任的基础。

而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儒家思想占据我们基本的道德制高点。父为子纲，父为子掩，子为父掩。如果你父亲做了违法的事情，你去举报了，这会被社会所苛责；但在日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福山认为，正是因为在日本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人会和自己的父亲竞争，才构建了一种广泛的信任关系。

而信任，除了会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比如法律成本、交流沟通成本、试错的成本等，还构建了一种趋于和谐的美好图景：每个人安之若素，按部就班的生长，这都来自于诚信之美。

如此说来，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的养成有历史的原因、地缘的影响、文化的推动，你可能深感谎言依旧存在，坦诚依旧艰难。可是，你可以尝试，在自己的组织内部构建一个信任的共同体，对待员工少画饼，多一些真诚的洞见；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世界，那就先改变一下你能改变的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