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

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本

天皇在日本社会当中，长期处于非常尊崇的地位。主要是明治维新以后明治

政府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再加上日本古代的文化传说，把天皇塑造成天照大神的子孙，来到人世间统治日本臣民，无上崇高的宣传结果。久而久之，日本国民对天皇特别爱戴，即使在二战后也是如此。因此，关于天皇的任何事情，都是日本民众所极其关心的。日本德仁太子即将继位新天皇，研究制定新天皇的年号，在日本就成为万众瞩目的事情。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

新年号，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关于新年号的号外报道，遭到了民众的疯抢，可见日本民众热烈关心的程度。

日本政府去年就开始酝酿制定日本新天皇年号的事情。今年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制定新年号。相关的委员会专家由日本政府遴选，

安倍首相最后确定。主要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日本史学、东洋史学等相关学识的人士当中遴选。然后由他们开会讨论，确定3~5个新年号上报给日本政府。安倍首相首先和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讨论确定，然后再召开内阁会议，进行最后确定，再由官房长官加以公布。2019年4月1日，日本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引发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国媒体的热烈关注。

这次专家委员会的人选和以往有所不同。

第一，以往主要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构成。 而这次，安倍政府特定选择了日本文学专家，并且给专家委员会的方向规定为，既可以从中国古代典籍当中确定年号，也可以从日本古代典籍当中确定年号。这反映了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后，再加上几十年的日本经济萧条，日本民族主义保守力量上升，要求在确定年号当中更多的体现日本文化的特点，而不是一味的使用中国典籍。安倍首相应该属于这种力量的支持者。因为从最后年号确定的结果也可以判断出来。

第二，安倍首相特别强调，由于女性在社会当中的活跃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特意聘任了若干位女性专家，以改变平成年号确定时，专家委员会只有一名女性专家的弊端。

第三，以往的年号确定，都是在老天皇驾崩，新天皇继位之时匆匆忙忙讨论通过，而这次，不存在老天皇去世的问题，讨论可以从容进行。 同时新年号在新天皇还没有继位的时候，提前一个月进行公布，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做法可以避免日本社会在使用年号上的混乱，对于经济运作的顺利进行大有好处。比方说，印制日历的印刷厂可以根据情况提前印制新年好的日历，不会有太大的浪费。颁布驾照的机构等所有会使用年号的机构和媒体，都可以预先进行准备，从容行事，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与浪费。

从安倍等领导人最后确定日本年号来看，可能存在着为了强调和尊崇日本文化，而选择了“令和”为日本新年号。日本政府声称，“令和”出自《万叶集·梅之花之歌·序文·32首》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但实际上还没有超出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的范畴，而且日本的专家也清楚，越是日本古典高品位的文化典籍，越和中国古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古代典籍当中就包含了“令和”的文句。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礼记·经解》当中就有：“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意思是说统治者发出的号召和命令，老百姓心悦诚服，这就称为和。这比日本的万叶集大约早1000多年左右。东汉时代的大科学家张衡，他在《归田赋》当中写到：“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这比日本的万叶集早了大约五六百年。而且其含义和万叶集当中的诗句，几乎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其他的典籍当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和文字。这说明日本政府这次想绕过中国文化和典籍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还是在不经意当中同中国古典文化撞车。

日本新年号的制定和5月1日的使用，意味着平成时代即将结束，日本将迎来一个众望所归，国家和民众都期盼的美好时代。用安倍首相的话来说就是：“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平成时期，是日本实现了经济大国化，在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以后，由盛转衰的时代。特别是由于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

日本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再加上安倍政府执政以前员工工资的某些下降，使日本国民倍感委屈，倍感迷茫。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尽管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但并没有能够让日本经济走出根本困境。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的客观因素使然。所以，日本的新年号，预示着日本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日本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今日的日本，依然有强大的实力、高超的技术、普遍较高的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这些优良品质值得中国学习，我们也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能够越来越好。（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