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贤三坦承“法官因何错判”是一个“狂妄的题目”，但我们只要览其履历，便会信服由他来回答日本刑事司法的“大哉问”，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秋山1940年出生于日本香川县的农家，1959年入读东京大学法学部，1965年毕业并进入司法研修所，1967年起先后在横滨、东京、德岛地方法院以及东京高等法院担任法官，1991年退职照准后加入东京律师协会转任律师。至出版《法官因何错判》，他已先后任职25年法官、11年律师。

被告有罪的先入观导致错判

虽然以“法官因何错判”为题，秋山却并非将冤案全部归责于法官，而是将矛头指向导致冤案的“现代刑事司法的构造”。认为刑事冤案与警方、检方等搜查机关以及法官、律师等国家机关与法律专家整体的问题紧密相关。

被公认为国家精英的法官，也有其局限——秋山在转任律师后才深切地体会到何为违和感与落差感。审判席高高在上，法官在熟悉的工作场所俯视被告和律师；而初到法庭的被告则须仰视这“交织着不安与紧张的战场”。被告的生活轨迹，远非深居简出的法官所能理解，而供述调查书中记录的也基本都是被告的“恶形恶状”——法官很难了解被告全貌。99.9%的有罪判决率，也易使法官产生被告有罪的先入观。秋山毫不讳言：“我当刑事法官时也是如此。”

日本助理法官多是名校应届毕业的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仅经由司法实务训练成为法官。因工作调动频繁，法官大多集居在法院官邸或公务员宿舍，而公务又极繁忙，交际多限于职场，“没有闲暇去接触广阔的世界”，甚至“无暇与家人交流沟通”——法官近乎不食人间烟火。在刑事审判中，律师既有与被告面谈的经验，也有与检察官、法官对峙的经历，法官却全无这般当事人的体验。“在这样封闭的组织结构、审判结构中进行审判，无论多么优秀的法官，错判都在所难免”。

“袴田事件”不合常识

秋山在德岛地方法院任职期间，全程见证了“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的再审；转任律师后又应邀加入“袴田事件”辩护团，为后来成为“世界上被关押最久的死刑犯”袴田严辩护。

在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中，曾是海军军人、体格强壮的S身负十一处创伤被杀，而身材瘦小的被告茂子则毫发无损；证人N供述“把刀丢入河中”，但在河床疏浚后并未寻到（即使N后来被控告伪证罪，德岛地方检察院也决定不起诉，以彻底断掉茂子的再审申请之路）。一审法官判定茂子有罪，似乎完全忘记了生活经验法则。秋山疑问：法官“当真思考过‘实际生活’吗？”

在袴田事件中，警察署每天审问袴田严近12小时，他甚至只能在审讯室当面用简易便盆排便。在搜查阶段指定的三位辩护律师，“与他面谈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十七分钟而已”。媒体根据警方提供的情报，报道称嫌疑犯袴田严顽固、反社会、毫无良心，无疑下达了“舆论判决”。公审过程呈现诸多疑点：作为证物的长裤，与袴田严体型不符；衣物上血迹的附着方式不合常理；被控搏杀四人的袴田严仅左手中指一处割伤；凶器是刃长仅十二公分的木工小刀。尽管如此，袴田严仍被认定犯抢劫杀人罪、房屋纵火罪，被判死刑。据中国“界面新闻”报道，直到2014年3月27日，静冈地方法院才决定重审“袴田事件”，“在秀子的陪伴下，袴田严走出了关押了自己48年的东京拘留所”。

日本司法改革举步维艰

秋山认为，不能坦率地以没有超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为由作出无罪判决，是日本产生刑事冤案的最大原因。但是，持续发生错判的刑事审判现状绝非偶然，而是从搜查、起诉、公审、判决、上诉等整体司法构造中，必然产生的“构造性的冤案”。

秋山总结其担任法官与律师的双重经验，提出“职业法官十诫”，并力主从两大方向对司法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一是法曹一元制，即通过由市民参与的法官推荐委员会，从社会经验丰富的法律实务家中选任法官；二是市民参与司法，即实行市民陪审制、参审制。在秋山看来，陪审制国家的市民陪审员，比永远固守在官僚机构中的人更能理解所谓的市民感情。

改革从来举步维艰。日本网（Nippon.com）发布的2018年6月日本大事记显示：东京高等法院已撤销静冈地方法院重审“袴田事件”的决定，驳回了袴田严的重审请求；律师团不服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于2018年6月18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特别抗诉。在《法官因何错判》日文版初版16年后，秋山为中译本（曾玉婷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2月版）撰写序言时，仍在期待日本司法改革的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