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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乡村问题:如何应对“逆城市化”的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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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讲者:石原润 翻译:林茜茜 整理: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4-4 15:39:47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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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石原润教授在同济大学进行了日本乡村问题的讲座。石原润生于1939年,系日本著名地理学者,文学博士,前奈良大学校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奈良大学名誉教授,长期研究中国与印度传统集市及日本乡村问题。本文图片均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德提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中国学者到日本都有这样的感受,日本的大都市没什么让人羡慕的。因为高楼大厦不多,道路也不宽阔。但是,他们到了日本乡村,就非常羡慕,因为这些村子看上去都非常富裕。 确实,日本的乡村房子都比较大,每家都有两辆车(一辆丈夫用,一辆妻子用),还有农业用的小型拖拉机、小型卡车、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施,家里也有各种家电。从外表看,似乎和都市的生活差别不大。 在中国,提到乡村问题,就是指三农问题。其实,日本的乡村背后也有很多问题。对战后日本乡村问题的演变,我大致分为6个阶段。 1)1945-1959年:战后复兴时期 日本战败后,面临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一个原因是战后从国外归来了大量日本人;另一个原因是,1946-1948年是日本的婴儿潮时期。所以,为解决粮食匮乏的问题,政府就要增产粮食,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紧急开拓土地、土地改良、用化肥增产等。 其中,1947-1950年,日本进行了土地改革,和中国的土改比较相似,主要的目的是结束地主制,让更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实现农民的平等。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农业生产的提高,食品匮乏问题得到了改善,而且农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 2)1960-1973年:经济高度成长期 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发展。随着都市工业化的发展,乡村人口开始流入大城市及工业地带,尤其是年轻人。和中国不同,日本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所以,年轻人到了大城市就会定居下来,不再返回乡村。于是,乡村人口开始急剧减少,尤其缺少年轻劳动力,乡村开始逐渐失去活力。 1967年,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词“过疏”,就是指人口流失。其实,这个词是对应之前的“过密”,即指人口过多。因此,面对乡村人口变少的问题,日本政府开始采取“过疏对策”。 3)1974-1984年:稳定成长期 1974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这个时期,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变成了4%。当时,日本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和半导体。这些产业的工厂以中小型承包企业的形式,开始分散到日本各个地方,企业希望把农民变成劳动力。 这时就出现了“农户兼业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工作日时,农民夫妻都在工厂工作。休息日时,他们从事农活,也被称为“星期天农场”。一般种大米的农活,靠现代农业的机械化帮助就可以实现。 这样一来,农民既可以在工厂打工,也可以获得农业收入,有了更稳定的生活。于是,乡村流失到城市的劳动力就减少了。所以这个时期,日本大城市的人口变动也不大。 4)1985-1991年:泡沫经济时期 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日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战争,就像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就不断施压,最终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导致日元迅速升值。短短几年内,1美元能兑换的日元,从240日元变成了120日元。日本人的购买力成长了两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就开始进行各种投资,买股票,买土地,导致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出现了泡沫经济。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制作的产品在外国就显得价格高。于是,日本企业开始把工厂转移到国外,比如把汽车工厂转移到美国,其他产业的工厂转移到中国及东南亚国家。 因此,日本乡村的工厂就变少了,农民失去了原本的工厂工作。再次出现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大城市的现象,也被称为“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现象。 5)1992-2008年:经济低迷时期 这个时期被日本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率几乎为0,最好的时期也不过2%。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现了房价、股价暴跌的现象,银行出现了不良债权问题。股价大概暴跌到一半,房价大概暴跌到1/4。比如,我家周围的房价大概跌到原本的1/6。 此后,日本又经历了1997年、2002年和2008年三次金融危机。然而,经济的全球化仍在持续,日本产业的工厂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经济持续低迷,而经济的不景气又影响到日本乡村。此时,日本乡村出现了更严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目前,日本乡村有一半人口在65岁以上。 1991年,日本出现了 “限界集落”(注:指那些因为年轻世代向城市流动,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占到全部人口比率50%以上的村落)。乡村的户数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即将消失的乡村数量不断增加,荒废的农田也在不断增加。 6)2009至今:低成长期 日本在克服了雷曼危机后,经济得到了缓慢增长,增长率大概为1%-2%。但是,2008年起日本又开始面临总人口减少的问题,而且人口减少的速度在增加。 曾有经济学家提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三个:充分的资本,技术的革新,人口的增长。在资本方面,日本的个人储蓄和企业收益都比较高,但是政府没钱;在技术方面,1990年代后,日本的技术革新变慢了;在人口方面,人口红利消失了,面临着人口减少的危机。 这样的经济形势对日本乡村更加不利,但日本开始出现“逆都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现象,即人口从城市流入乡村。而前面提到的第3个时期(1974-1984),也有学者认为,算是逆都市化现象,但我认为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下面,我将介绍三个日本政府采取的解决乡村问题的措施。 3月24日,石原润教授在同济大学进行讲座,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德主持,并与张冠增、李京生、李斌、张立等教授进行了讨论。 土地改良政策 土地改良政策与乡村规划相关。所谓的改良乡村,就是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包括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这个政策在战前也推行过,但主要在1950年代被迅速推行。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1)交换分合,让农耕地集中在同一个片区; 2)休整田地,包括农业道路、灌溉水渠、排水渠的加宽和变直,以加大耕地面积; 3)把水田变成干地,达到一年种两茬; 4)换土,更换土壤以提高土地的生产性。 这些措施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此外,农户现代机械化的推进非常有必要,对提高生产力有很大作用。不过,农田面积如果不大,就不适合农业机械化。 人口过疏对策 要防止乡村人口的流失,就要提高农民的生活便利性。1970年出台了“人口过疏对策法”,将人口减少率高的地区定义为人口过少地区,日本有一半以上的乡镇都属于人口过疏,当地政府也会得到一些支持。具体包括: 1)推进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比如,吸引工厂到乡村; 2)整顿交通情况,在所有村落铺柏油路,保证巴士的数量不减少; 3)维持公共设施,保证有医疗资源,孩子减少就合并学校,但提供校车和学生宿舍; 4)乡村的重新编组,将规模小的村落合并为中型村落。 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如何呢? 1)吸引工厂到乡村的政策,初期比较成功,整体上算成功; 2)柏油马路都修好了,但公交车路线的维持不算成功,虽然家庭一般都开车,但老人和儿童还是需要公共交通; 3)公共设施勉强得到了保证; 4)村落的重新编组不成功,虽然也有好的案例,但持续发展状况不好。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住宅转移到核心村落的费用高;二是农田无法转移,要开车去种地;三是农民对自己的村落有感情,宅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有共用的墓地、神社、寺院等,让农民抛弃这些传统比较困难。所以,乡村的重新编组不太成功。 近年的乡村振兴措施 目前,日本政府非常希望能实现乡村人口的逆流现象。“逆都市化”最早是1960年出现在英国,1970年代后期出现在欧美国家,然而到1990年代后,这些国家又出现了“再都市化”现象。 在日本,1970年代,人口向大都市聚集的现象曾一度停滞,不过,19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再都市化”现象,而且人口主要向东京一处集中。以前在大阪、名古屋这些都市也有人口聚集,但近年来,这些地方的人口变化不大。 近几年,东京的居民中出现了希望去乡村居住的人,希望在自然环境好的地方生活,比如带孩子去生活,或者退休后去养老。东京的“地方移居支援中心”在2018年,接受了4万人的咨询,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17倍。其中,一半是二三十岁的人。如果乡村能开展更多经济活动,也许会有更多人愿意去乡村生活。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比如,住在城市的人希望去乡村干农活,也有人希望去乡村做艺术活动,还有一些IT行业的人希望去乡村生活。 日本政府的推进政策之一是2009年开始的地方振兴协力队,居住在城市的人可以申请成为协力队员,去乡村生活3年,每年可以获得200万日元的津贴,这个收入在日本是低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这些人会协助乡村地区的振兴,同时,政府也希望他们在乡村创业,或留在乡村工作。 截至2017年,参与的协力队员为2230人,其中2/3(1396人)的协力队员定居在了乡村。虽然人数不多,但日本政府还是希望能继续推进这个政策,以进一步实现日本的“逆城市化”现象。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乡村发展情况与日本1980年代的乡村发展情况类似,我也认同这一点。我的一些研究中国乡村情况的朋友,也担心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和日本一样的乡村问题。 我很难给中国的乡村提出好的建议。中国的工厂正在从南部转移到中部地区,而不是转移到海外,这是正确的选择。虽然到西部还是不容易的。 我个人希望乡村能保留下来。因为很多自然环境是因为有乡村的存在,才得以保留下来。乡村人口的减少,也会影响乡村周边的自然环境。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以前的农民还会砍树,因为有商品价值,但现在日本都是进口木材,所以农民也不关心森林了,基本是放任的态度。 (本文根据石原润在同济大学的讲座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订,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德对文稿的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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