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灾！

来源：瞭望智库

时至年尾，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循例于12月12日在京都清水寺公布2018年年度汉字为“灾”。当选理由除了北海道地震以及西日本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防灾意识增强外，还包括虚拟货币外流以及体育界的职权骚扰等人灾。此字也是继2004年以来第二次当选。

（图为清水寺的森清范住持挥笔写下“灾”字）

同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接受记者采访，安倍晋三说，他选择了“转”字作为代表今年的年度汉字，他表示“日本将在明年迎来重大的转折点，希望使之成为美好的一年”。

一个“灾”，一个“转”，逢灾冀转，看似关联，实则各有乾坤。

文 | 胡俊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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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字反映国民担忧

以“灾”字概括2018年日本的境遇甚为准确。这一年日本地震频发，台风蹶伐，暴雨恣肆，高温侵袭，给国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2018年夏季西日本地区大范围普降创纪录的暴雨，致使逾220人遇难，大量民宅被毁。近年来雨灾已成日本心头大患。降雨量超过每小时50毫米的降雨，次数越来越频繁，并呈现局部地区集中化、极端化趋势。1976至1985年的十年间平均发生174次，而2006至2015年的十年间平均发生230次，为前者的约1.3倍。

2018年夏季日本列岛持续高温，7月中旬为196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热。埼玉县熊谷市创出41.1度的国内最高气温。据总务省消防厅统计，从4月30日至9月30日，全国因中暑被紧急送医者达95073人，为201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多，死亡160人。

据日本媒体报道，2018年登陆日本的台风达到5个，接近年平均值（2.7个）的两倍。为此出现了一个2018年流行语“计划停运”——铁路公司为防止恶劣天气导致旅客滞留车站等情况，提前预告暂停运行。

日本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2016年预测，未来30年，日本太平洋沿岸多地发生大地震的概率在70%左右，个别地区概率甚至超过80%。其中，首都发生里氏7级以上直下型巨大地震的可能性达到70%。

日本是火山大国，气象厅指定国内111座火山为活火山，其中50座需要进行24小时监控观测，涉及全国155个市町村。而据日本媒体报道，到2018年1月，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市町村没有制定避难计划。2014年，跨长野、岐阜两县的御岳山火山喷发造成58人死亡；2018年1月23日，位于群马县的草津白根山发生火山爆发，造成12人死亡。

与重大自然灾害活跃相比，以防灾为第一功能的日本公共基础设施，大都建设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公路桥梁、河川、下水道、港湾等，同时面临年久失修问题。如桥梁等基础设施设计寿命一般为50年，而全国公路桥梁桥长2米以上的约70万座桥中，约40万座超过了50年桥龄。其中，到2013年3月，约占18%；到2023年上升到约43%；到2033年上升到约67%。维护这些设施将带来相当大的财政压力。

了解这些，就不必惊诧为何以“安全大国”著称的日本会在一系列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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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的不止自然灾害

而且，日本国民的担心远远不止自然灾害。今年库叔曾收到一些日本朋友寄的邮件。其中两封虽言辞寥寥，却意味深长。

一封寄自一位退休有年的老人。他写的文字不长，不妨录于此——

中学时代同班的三十二名男生中，已有九人去世了。死亡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轮到自己。从能够独立思考时起就常想，我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治环境中。我有两个期待，虽然实现起来会很遥远，但仍要记录下来：其一，基于对自己和家人有被杀害的可能性的认识，（日本）应当完全放弃包括以自卫为目的的军事力量，以此为前提构筑国际关系。其二，财政制约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掣肘，因此财政正常化努力刻不容缓。不是通过提高消费税，而是应该回归以前的所得税和法人税的税率，加强征税（日本累进所得税最高税率曾经为75%，现在为45%。法人税率曾经为43.3%，现在为23.4%）。为了阻止海外逃税，还有必要构建限制国际税率下调的协定。

另一封寄自一位77岁的老银行家。他在信中写道：

气候、国际政治，还有技术革新等，都已进入了剧烈变化的时代。新的一年我想保持健康，去应对上述这些变化。

两位老先生所列举的，其实涵盖了日本近二三十年所积累的若干课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顶峰时，许多问题或者尚未爆发，或被繁荣表象所掩盖，膨胀的国力和爆棚的自信心催生了众多日本国民的“国际责任感”，而忽略了国内隐藏的问题。

一位40来岁的女性地方协力队员说，她在东京长大，一直志在海外，在菲律宾种过树，澳大利亚教过日语，以前没怎么关注过日本国内。直到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才知道海外虽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日本国内同样面临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这些难题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老年人要担心已经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会缩多少水，青壮年现在赡养老人的负担压力比三十年前大为增加。

为提高家庭收入，妇女婚后重新工作的越来越多，还要忧虑孩子入托队伍何时能排到头。

年轻人则继续涌向东京等都市，与东京等大城市的喧嚣繁华形成对照的是大量地方乡镇、村落的萧条冷落。

如何消除随着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

如何消除依靠发行巨额国债来支撑经济运行的定时炸弹？

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如何走出加拉帕戈斯（Galapagos）困境，以及解决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

总面积已超过九州岛的无主空地怎么办？

如何解决人口分布偏在化严重，导致地方农林业萧条，耕地抛荒和得不到修整的森林大量增加，以及由此出现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与生态系统服务劣质化趋势？

眼下，这种种课题无一得到有效解决，且正与频发的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使关于安全和安心的国民意识越来越高，人们也希望这些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扭转跟着难题跑的被动局面。

而且，人们的担忧并不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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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政治家“跑题”

安倍第四次组阁后，于2018年10月2日拟定了日本国家政策的基本方针，内容包括灾后重建与打造抗灾防灾的坚韧国土、实现经济增长、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推动地方振兴，以及要对战后日本外交做一个总结等五个方面。客观地说，这个基本方针大体上回应了民众所提出的问题。

但10月以来的三个月里，政府在前四项涉及内政的许诺上并无新的实际有效的措施，对民众急迫想要得到解答的问题依然表现出缓慢、口惠等以往就有的特点。反倒是对修宪这样的议题表现出不顾民意的偏执。12月10日安倍在临时国会闭幕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2017年5月提出的于2020年施行新宪法这一目标，“那份心情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然而，民众对政治家的“心情”并不买账。据共同社调查，对安倍再次表示力争2020年施行修改后的《宪法》，持“反对”意见的占52.8%，远超37.6%的赞成。安倍内阁和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下跌了4.9和6个百分点。

人们担心，面对推积如山的课题政治家会“跑题”。这种担忧不独针对安倍政府，2017年9月曾以高票当选并主政东京都的小池百合子组建“希望之党”参与众议院选举遭遇大败，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选民希望她不要好高鹜远，偏离了东京都的本职工作。

而且，这种“跑题”不是没有前科的。举个例子，这次安倍政府提出要在三年内集中开展全国性河流改建、治水、防止水土流失等紧急对策。实际上，这一对策以前不是没有提出过。2018年夏日本遭遇特大雨灾时，日本媒体就批评说，政府部门曾根据各条河流的不同情况制定过20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雨灾时的应对方案，但至今没有一条河流完成了应对工程。

媒体分析原因，是因为财政投入减少了，2018年度治水项目支出仅为7961亿日元（约合495亿元人民币），而1997年度曾达1.37万亿日元（约合851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1997年度防卫预算为4.95万亿日元（约合3075亿元人民币），2018年度防卫预算增长到5.19万亿日元（约合3224亿元人民币）。尤其是安倍政府执政后，防卫预算从2012年度的4.71万亿日元（约合259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9年度的5.26万亿日元（约合3267亿元人民币）。

就连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觉得安倍跑了题。他说安倍“能做的事情不做，而是准备做不能做的事情”。小泉所指“能做的事”是他的零核电主张，“不能做的事”是针对安倍提出的要在2020年实施新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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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担心政治家“独走”

其实2018年对于日本来说除了一个“灾”字外，好消息也是有的。2025年世博会花落大阪的消息，与2019年G20大阪峰会以及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1年世界老将运动会等“体育黄金三年”一起，为新旧年的转换平添了几分喜讯。

日本经济虽然面临内部隐患与外部风险双重压力，因受美国政策变化影响个别时段的经济增长有所下调，但总体温和增长态势仍在持续。到2018年底，日本始自2012年12月的经济复苏已持续约73个月，若再延续到一个月后，即可创出战后最长景气扩张周期。2018年政府完成了“工作方式改革”、修改《渔业法》、《出入国管理法》修正案等几项重要改革，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延续这种势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一方面使日本出口贸易倍受压力，另一方面也给了日本与中国、欧盟等合纵连横的机遇。2018年中日关系出现转寰，与欧盟签订《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通过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1，2019年正式生效）等，都缓冲了世界政经局势动荡对日本的冲击。

安倍本人这一年虽然不乏焦头烂额之时，但总体上还是志得意满。尤其是继2017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他本人在今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续第三次当选，任期将持续到2021年，为他成为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实现政治抱负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面对堆积如山的内政外交难题，日本民众需要勇于改革和解决问题的稳定政权。这是近三十年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个政权得以“长寿”的主要因素，也是对日本政坛走马灯似的“无法做出决断”的短期政权现象的逆反。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形势还不错，近几年来无论是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还是在国会，以安倍为首的执政集团仰仗在党内的多数支持和国会的多数席位，时常表现出不经过充分酝酿和协商就做出决定和“不履行对国民的说明责任”的样子。有政治评论家就说，自民党内部派系弱化的同时互相制约也在弱化，政府法制局出现“无力化”，媒体被“拔牙”。“虽不想说安倍会像独裁者那样‘暴走’，但强调威势、只重结果的安倍，‘独走’是确实存在的。”

在日本有识之士看来，问题不在于这种“独走”能否解决日本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不在于其要往哪个方向走。人们真正担心的，在于它将战后日本确立的民主原则弃之如敝履，给日本社会开启了一个极坏先例，从而将日本置于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