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刺痛”了国人的神经。

一件是日本人又得诺奖了，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被授予美国人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人本庶佑。

(詹姆斯·艾利森)

(本庶佑)

另一件是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4个月的范冰冰又回来了，不过是因偷逃税款被要求补缴加罚款高达8.83亿而上了头条。

日本人获诺奖，并不奇怪，

“但“怪”在这么一个人口远不及中国的国家，

为什么屡屡获得诺奖”

而且21世纪以来

18年居然已有18人得此殊荣？

范冰冰被重罚，

其实也谈不上大惊小怪，

毕竟此前疯传的“阴阳合同”已是公开的秘密，

但“怪”的是

一个明星何以轻轻松松积累起万贯家财，

这让普通劳动者情何以堪？

这两件事本来“八竿子打不着”，但其中似乎又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日本人获奖，不少媒体有所反思，

一方面总结“日本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乃至探源其令人惊诧的“娃娃教育”；另一方面又痛陈诺奖也算不了什么，颇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精神。

自然，对范冰冰就远不是“羡慕嫉妒恨”了，

背后折射出来的娱乐圈“天价片酬”“贵圈真乱”等乱象，让不少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意思。“全民追星”的狂欢，到底给社会价值取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更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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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的合计年收入已超过22亿元人民币，不少“一线”明星片酬动辄5000万以上乃至上亿。拿最近热播的《如懿传》来说，该剧两名主演片酬收入共计1.5亿元。稍作比较，日本艺人的身价只能用少的可怜还形容了。像石原里美、新垣结衣等日本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尽管知名度一点不比范冰冰等人逊色，但电视剧单集片酬仅在170-200万日元之间，合人民币只有10-11万左右。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壤之别？恐怕，“天价片酬”不止是娱乐圈的乱象问题，而是反映存在滋生“天价片酬”社会土壤的问题。正是由于追星成风，导致了艺人身价水涨船高。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何况明星呢？

不难想象，当别人在崇尚知识、致敬科学的时候，我们沉湎于娱乐狂欢、乐道于“娘炮之风”、注目于明星绯闻，国际大奖的“维纳斯女神”又怎么可能眷顾我们呢？“葡萄”再酸，也还是先“尝了”再说，尝了一颗、两颗后再多尝几颗又何妨？人家日本尝了那么多葡萄，也没听他们说葡萄酸呢。从这个意义说，这两件事就大有关联了，而且关联还不小。

应该说，相比日本人屡获诺奖，范冰冰逃税漏税够让国人感觉羞愧的。如此高额度的偷逃税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承认自身的不足，以及与他人的差距，这并非什么不光鲜的事。正所谓“知耻不耻”“知耻近乎勇”。只有看到落后、正视差距，才有足够勇气去迎头赶上。而且，耻感文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一直认为，“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处世的根本、兴国的动力。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的话，《礼记》中也有“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告诫，宋代理学家朱熹更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末的龚自珍则将国民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种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继承与发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有了“耻”的意识，才能“知耻”有所不为，也才能“知耻”有所当为。

日本“18年18个诺奖”，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从文化根源来审视的话，恰恰源于融入日本国民血液中的“耻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有一本关于日本的著作《菊与刀》，其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就是“耻感文化”。书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论述：

《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日本人骨子里的这种“耻感”文化，固然表明了性格上“菊与刀”一般的矛盾性、暧昧性，但它的这种源于“耻感”的矛盾与暧昧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向，也就是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矛盾也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可以废除日语，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甚至改变改变人种也行。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的原因，也是现实中日本媒体跟着中国媒体“唱衰”自己的原因。

“别人的先进，就是我的耻辱”。日本人将“耻感”这种心理感受发掘、升华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转化成了永不满足、追赶先进的精神动力。早在1866年，为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来到日本的意大利使节阿尔米尼扬就有这样的观察，“日本的匠人既聪明又勤勉，看到优良的物品，不亲手制造同样的物品决不罢休。……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然大大胜于中国人。中国人轻视欧洲人，所以也无法了解西方文明在物质上优越的原因。”战后的日本科学技术从模仿欧美到全面赶超，可以说就是源于这么一种“耻感”基础上的知识崇拜与科教图腾。

当然，“耻感”绝不是丧失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有“耻感”才有自信。就在本世纪初，日本人喊出了“50年30个诺奖”的口号，当时看上去像是吹了个牛B，我们一些媒体为此嗤之以鼻。但20年不到，这个目标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之多。“吹牛的人”为什么这么“牛”？背后是人家“忍辱负重”的付出，是数十年如一日对知识、科学、技术的追赶，是对自己成就永不满足的“耻感”。就在这次诺奖公布的半年前，日本通过了201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这样的白皮书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公布，目的就是“自己找自己的茬”，从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比较中看到自己的“耻辱”。2018年的“白皮书”鲜明指出，“日本推动创新的基础能力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怎么这么看自己啊？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原因就是“知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18年能拿18个诺奖了。

“耻感”，可以成为上进的力量。“日本失落的20年”背后，隐藏的是“18年18个诺奖”的真相，是强大的科技创新力。这其实就是日本现在的“菊”与“刀”，“菊”意味着谦逊、知耻，“刀”代表着国家科技实力，而诺贝尔奖只是“菊”散发出来的清香，只是这“刀”锋上闪着光芒的刃。不得不说，日本真正令人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

国家发展的未来，取决于科技力而不是娱乐力，取决于全社会尊重科技的氛围而不是跟风追星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这是日本“18年18个诺奖”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范冰冰被重罚留给国人的警醒。

红网时刻新闻特约作者：黎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