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

《新华日报》于8月1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该文提出的“设立生育基金”的建议，引发舆论热议。紧随其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认为在未来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再一次推动舆论发酵。

据相关报道，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的基本逻辑是：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庭进行征税。

“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这句话想强调的应该是，人老了以后需要人来照顾，而光有钱是没用的。但问题在于，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短期内难以扭转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催生着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可以预期，在未来，养老产业的将形成相当大的规模，相应的养老服务也必将相当丰富。因此，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正如马光远所说，“人民不仅仅是交税和交配的”。提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征收‘社会抚养税’”等种种所谓建议，是没有看到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些建议难以治本，甚至能否治标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而导致民众不愿意生育的真正原因，其实社会上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养育成本太高。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传统家庭观念有所淡薄，但除了极少数的丁克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是愿意要孩子的，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对大多数普通人也不乏吸引力。但是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孩子的养育成本也水涨船高，这就让许多家庭对生孩子望而却步，最终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也就是说，人们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担心生下来养不起。所以，解决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关键在于，切实降低抚养成本，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发人们多生的动力。而具体的措施，饱受少子化之苦的日本，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二战以后，为应对战后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日本政府推出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家族计划”政策，该政策效果在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逐步显现，日本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但是80年代，该比例又进一步连续下降，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发现了少子化问题，并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鼓励生育。

比如1994年实施的“天使计划”，其重点就包括：充实多种形式的保育服务设施；充实母子保健医疗体制；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家庭教育；减轻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等。1999年推出的“新天使计划”进一步强调对女性就业和抚养孩子进行支援。

随后日本各届政府断断续续地推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基本延续了上述思路。2017年安倍更是提出了“育人革命”，计划到2020年，3-5岁儿童的幼儿园及托儿所实现免费，低收入家庭0-2岁儿童也将享受免费。可见，在应对少子化具体措施方面，日本政府从开始阶段的以充实婴幼儿托保设施以及支援就职女性抚养子女为中心，逐步扩展到广泛联合社会资源，改善育儿社会环境等更广泛的范围。

一些更早地就面临人口负增长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生育。比如，在俄罗斯，女性可享受3年产假而且工资照发，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生二孩可获得25万卢布（约3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在瑞典，法律规定父母享有480天带薪育儿假，其中390天父母有权享有日常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而且产假不需要一次性休完，孩子8岁之前都可以休产假；在澳大利亚，孩子上幼儿园后，费用父母只需出一半，另外一半由政府补给幼儿园，生产住院期间，所有费用全免，连一日三餐都由医院提供，等等。

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措施或许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实现，但是应该用力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对生育进行奖励，并且尽可能降低养育成本。正如安倍所说：“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但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

限制性生育政策就像一根绳子，当人口增长过快时，收紧绳子可以减缓生育率的增长，就像计划生育曾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当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时，放松这根绳子却不能推着生育率增长。除了解除政策限制以外，更重要的是，消除那些阻碍因素，重新赋予人们生育的动力。(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