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舆论场，“失去二十年”似乎成为日本的一个特有标签。尤其是在中国，受中日政治关系和两国国民感情复杂化等影响，从媒体到学者、官员等各个层面都或多或少被“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一些学者还基于中国的GDP把日本远远抛在了后面（据2018年世界经济信息网最新数据，中国2017年GDP总量127238亿美元；日本GDP总量48844.90亿美元)，甚至开始产生了一种轻视日本、忽略日本的论调。

然而，2013年，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编辑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写的《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一文，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冯艾盟认为关于日本经济低调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该文作者暗示美国政府被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

那么，当前的日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呢？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炮制出来的？

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用理性的、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拨开迷雾，辨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还原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真相，建构我们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全面清醒认识。

1.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历史由来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充分利用大战后国际上难得的和平间隙，埋头经济建设，聚力发展科技，仅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培植了一大批世界性企业，到1968年前后，就实现了日本政府制定的追赶欧美的目标。而且，日本政府还善于把握历史契机，一方面抓住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战争（越战和朝鲜战争）的机会，一方面充分利用80年代后近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施放的原始需求，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统计，80年代末期时，一个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土土地价格的四倍。在政治上，日本先是充分借助美苏争霸所造成的两极权力张力，积极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不断拓展和重建其在二战中失去的国际地位；接着又趁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独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并紧紧抓住并深度参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反恐战争，开始寻求重建其政治大国地位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曾经有一段时期，日本国内一度表现出其骨子里潜藏的骄横狂躁，以为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可限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日本相比。这种自满情绪导致日本整个国家企业、民众齐上阵，全民炒股、买房，就连家庭主妇也加入投机行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投机风潮。而且，日本投资者开始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高价购买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等，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经济殖民地”，一些日本学者甚至声称要“购买美国”，其结果是遭到了美国强力还击，日本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剧升值，日本节节败退……日本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泡沫经济”，到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今天所说的日本“失去二十年”正是指上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1991年-2010年这段时期。通行的说法是，在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其依据是1990年日本GDP是464万亿日元，2000年日本的GDP仅仅达到534万亿日元，十年间GDP的平均实际年增长率是1.4％，低于所有发达国家——这就是所谓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此后，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日本GDP平均实际年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到1％以下——这是日本第二个“失去十年”。

支持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说法，还有一个日本学者们自己提供的所谓“事实依据”：即从1995年-2015年，日本劳动人口减少了1000万，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自然会抑制GDP的增加。对此，日本学者还充满了忧患，他们例举了过去20年间日本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口生产的“少子化”现象、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以及日本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和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以论证“失去的二十年”的客观存在。

2.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阵痛

日本经济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从本质来说都是日本政府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阵痛和必要代价。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支撑日本在战后取得巨大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模式”，即日本在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2）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3）引进技术赶超模式；（4）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5）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等。

可以说，上述“日本模式”，以及日本政府对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实现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为日本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和科技基础。但是，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和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上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首先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开启的“六大改革”则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多方面原因，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重回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即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综上可见，“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随之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

3. 被忽略的“另外1.8个日本”

一开始，人们在接受日本 “失去的若干年”提法时，往往忽略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虽然日本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失去二十年”间却出现了大幅提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估算，日本劳动力人均GDP在 2000年-2015年间累计增长了20％，远远超过美国的1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弥补了劳动力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根据索洛斯的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收入增长的永动机。

与此同时，正是在“失去二十年”间，日本成为拥有海外净资产最多的国家。而海外资产创造的净收入并没有包括在日本的GDP数据中。据统计，2001年日本持有的海外净资产是179万亿日元，2015年则达到339万亿日元，比2001年增长了90％；这些巨量的海外“优质资产”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2001年日本海外净资产收益是8.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6％；2015年日本海外资产的收益达到了20.7万亿日元，大约为日本GDP的4％。另据国际清算银行2017年3月末的统计数据，世界外汇储备中，日元仍然牢牢占据着第三名的位置（第一位是美元共57,090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64.5%；第二位是欧元，共17,060亿美元，占比19.3%；第三位日元，4030亿美元，占4.6%；人民币排名第七，共880亿美元，占1.0%。）

如此看来，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这个国家埋藏在全世界各地的财富，是日本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2011年8月28日，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称：在日本本土国家之外，还存在“1.8个日本”，这“1.8个日本”指的即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是日本的雄厚“家底”。

上世纪80年代，受国内生产的高成本影响，日本一些大型制造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至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形成了产业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战略转移；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国家挤压了日本的出口市场，日本遂进行了第二次产业战略转移。两次“战略性”转移外加8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的日本海外权益疯狂收购，铸就了当前日本巨大的离岸经济。

2012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10财年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显示，当年日本海外法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总计18599家，工作人员499万人，日本全产业海外销售额达到183.2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美元)。自世界经济复苏趋于明显的2016年下半年起，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势头增强。日本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并购海外企业，这些直接投资带来的分红等收入2017年1至10月合计达到10.7659万亿日元。

4.投资未来的“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就在中国媒体集体“唱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正在默默“为未来投资”。经济实力的比拼，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话语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链掌控力。日本人认为，只有拥有尖端科技的专利，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在这一“科技立国”战略支持下，即使在所谓“泡沫经济”的10年间，日本每年都把GDP的3％用来开发新技术。这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9.4％还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各国都在执行货币放水政策，也就是利用债务刺激经济。但日本和中国在具体运用这些超发的货币上，却有着本质区别。

日本放出的货币之水几乎全部流进了产业整合和重组，科技创新研发等环节；而中国“超发”的动辄数十万亿人民币大部分被使用到大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中。于是，日本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而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虽然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经历过疯狂的地产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但即便跟那个时候的日本比，中国当前的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既没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着寅吃卯粮的不良状态。

在充裕的资金支持下，日本的创新方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地位的衰退，曾经让人们怀疑日本企业的创新力，但实际上日本的创新方向正避开终端市场竞争激烈的“红海”，而转向不断扩展上游高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蓝海”。因此，人们只看到日本在全球彩电、手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行业销售排行榜的退缩，却没有看到日本企业在这些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着绝对优势。例如，夏普、JDI（Japan Display）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都隐藏在当前热销的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为日本企业赚得盆满钵盈。

实际上，日本企业正从B2C（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投入大，利润率低）领域，逐渐向B2B（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交易活动的商业模式）领域扩展和转型，从而把自己置于商业体系的顶端而攫取最大化利益。

在医疗领域，索尼在参股奥林巴斯后，双方联合研发医疗内窥镜，目前占据全球80%至90%的市场份额；日立研发的阳子技术，可精确对准人身上的癌细胞进行照射而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在创能、蓄能领域，当今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三菱等已经研发成功的氢燃料电池，将成为未来人类的“终极环保型汽车”。未来一旦石油等能源出现短缺，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最著名机器人公司主要分布在美国与日本。在市场份额最高的全球五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中，3家制造商来自日本，其中发那科（Fanuc）位居3家日本公司之首。如今，日本机器人产业已从工业机器人，向服务机器人扩展，同时，积极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把握制造业升级转型机会。

日本的科学技术虽然并不具有十分鲜明的原创性，但是却体现在别具一格的再创新活力上。日本企业长于把欧美已有的技术充分吸收后再融入自己的技术，使得同种技术的产品质量更好，竞争力更强。据著名的世界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企业上榜，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内地无一入围。除此之外，日本经济的结构和质量还比中国要健康得多，据资料说，中国产品的单位能耗竟达到日本的150倍，也就是说，生产同样一个产品，中国要耗费的资源比日本高150倍。

另外，据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载至2018年，全日本经营历史超过150年的本土企业将达到3万家以上。而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百年老店”，仅有“六必居”、“同仁堂”等寥寥5家；而且，即使是这5家，也是改革开放后才“复活”的，其“老字号”的含金量已大打折扣。另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相距甚远。产生这种差距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日本被誉为是“工匠国”。日本人天生性格追求极致完美、严谨、执着、精益求精，当自认为技术还不够完美时不会拿出手。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企业都讲究战略投资，注重长远投资和利益回报，每每投资都考虑几十年以后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走势。相反，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在主业上小有成就之后，便立马开始“多元化”战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证券，表现出了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的经济特性。所以有些国际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人只是赚钱，日本人才是做事业。

目前，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宣传其独特的工匠精神，向全球尤其是消费安全信心不足的中国消费者宣传日本产品的极致体验，从而打造日本产品的信用溢价。

正是在日本“工匠精神”和国家战略引导下，代表日本文化精神的漫画和动漫制作，经过战后五十年的苦心经营，目前已经占据了全世界50%的市场，在欧洲甚至达到了80%以上，成为“动漫王国”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把大把的利益，而且还通过制作精良、想象奇特的动漫和漫画书籍，把代表日本“软实力”的武士道精神向全世界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和移植。

同样是在“工匠精神”和国家战略引导下，日本的各式餐饮开始全面占领世界各大高端商圈的显著位置。据《中国餐饮报告白皮书2017》中指出，日本料理店的营业额已经超越门店数排在其前面的粤菜、湘菜、浙菜等中国传统菜系，跃居第8位；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日本拉面、乌冬、回转寿司、居酒屋、天妇罗、御好烧、大阪烧、鳗鱼饭……种类繁多的日系餐饮品牌店已经成为一二线城市购物中心标配的餐饮业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日料品牌的分布密度及品牌档次已被视为商圈及购物中心能级的参考数据。

更令人生畏的是，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间，日本还静悄悄地构建了其以高技术为支撑和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仿佛在一夜之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4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也是第3个使用自制火箭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国家。至今日本已发射各种卫星40余颗，平均每年研制生产2～3颗人造卫星。其中的H-2A运载火箭是日本太空探索具有坐标意义的大型运载火箭，它的性价比在世界首屈一指，能够使发射费用降低一半以上。日本相继能够研制生产各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空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的军用品生产线上，还出现了包括F-35和心神战机在内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空军力量；在海军力量方面，不到十年间，日本下水的新锐战舰包括满载排水量超过14000吨的“大隅级”登陆舰、17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26000吨级的“出云”及直升级驱逐舰，以及满载排水量4200吨级的“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在先进武器生产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的是，由于日本长期的技术储备和庞大的工业体系布局，使得日本能够生产先进飞机、舰船、导弹、坦克的企业都有大量备份和冗余。如能够制造大型军舰的包括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公司等8家企业，共计11个造船厂（中国只有大连和上海长兴造船厂两家）；这些都为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奠定了技术和设备基础。

5.微观层面再看“失去的二十年”

2001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第二个“科技基本计划”，提出要在50年里培养出3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计划，对于向来垄断着诺贝尔奖的欧美国家来说，都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屑一顾；就连一些日本学者，也觉得这个目标不切实际。

然而，截止到2017年的17年间，已经先后有17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两位是日裔美籍），日本政府的这个目标已经超过了一半。如果再加上2001年前的获奖者，则先后共有25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全世界除欧美之外最多的国家。

来到日本出差或者是旅游的外国人，在日本走马观花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亲眼见到的富裕、整洁、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日本，与一个“失去二十年”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经历了“失去二十年”之后的日本，依然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的日本，是使用iPhone手机比率最高的国家，甚至把iPhone的发明国——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经历了“失去二十年”之后的日本，其国内的网速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以高速公路、铁路、新干线和航空运输构成的交通网络，几乎覆盖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无缝连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媲美。

正是基于上述“微观”现象，一位访问日本的英国政府官员曾经说：如果这就是“失去二十年”，我愿意英国也“失去二十年”。

最近，为了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计划，日本首相安倍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了今后十年内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对美国投资17万亿日元的一揽子计划，帮助美国修建高速铁路，更新陈旧的地铁系统等基础设施，让美国的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据估计，这个投资计划可以为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安倍向特朗普提出的投资计划，就好像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丝毫不像一个“失去二十年”国家可以从容做到的大手笔。

再从日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层面来看，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和藏富于民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股市泡沫的破裂，让日本许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笔纸上财富，目前日经指数依然不到泡沫期间的一半；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产在内金融资产的积累并没有停滞，而是出现了显著的增长：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资产是1350万日元，2015年是1810万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家庭60％的金融资产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说明日本家庭有充足的流动性，可以抵御任何突发的经济危机。“失去的二十年”并没有导致日本家庭的负债增加。

忘掉GDP增长率，聚焦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变、海外资产的积累和家庭财富增长这些“健康”变量，使得表面上“失去二十年”的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得让全世界羡慕的社会。

6.日本人的“哀兵战略”

深入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源于一本外国人所写的书对日本人带来的巨大冲击。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经济成功的模式和范例，以作为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的可鉴之镜。《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标定了此后十年西方“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目。

这样的事，如果放在中国人身上，一定会在国内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一定会有许多专家跳出来沾沾自喜和大肆宣扬。然而，对于极端敏感的日本人来说，这本书引发了一场全民族的警觉和自省。这本书出版后，先是日本影视界和文化界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忧患反省之作《日本沉没》、《日本即将崩溃》、《日本的危机》、《日本的挑战》、《日本的劣势》等等。甚至有日本民众质疑“老外”的“居心叵测”：我们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欧美人为什么不讲我们的缺点？欧美人如此“麻痹”我们，背后有什么阴谋？！

日本政府和大企业也站出来主导这波“日本式”的反省：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最困难”时期的1998年，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指出，“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状态”；索尼会长大贺典雄也曾发表类似的言论，几个月后丰田公司总经理奥田硕甚至发出警告称日本的问题“可能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然而，事实上， 1998年与1989年相比，索尼的利润增加了131％，丰田的利润增加了56％。到了2001年3月，年逾八旬的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亲自上阵宣称日本经济“面临崩溃”，正式拉开了“日本经济崩溃论”的序幕。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日本经济曾一度急剧下滑13％，GDP下降3．7％，其他经济指标也迅速下滑，抓住这个机会，日本政府官员的发言、学者的分析以及电视、广播、互联网和平面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但2009年6月，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触底”，2009年度GDP降幅收窄，2010年度GDP增长率达到3．4％时，日本政府却默不作声，媒体也集体失音。

如此“自虐式”制造危机，恰恰符合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格：在低调和内敛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事实上，这个民族几乎从来不接受赞美，他们永远把自己放在暗处，放在低处，进行缜密严谨的思考，用低调的语气发声。他们吸取二战和“广场协议”前的教训，开始精心“化妆”自己，有意“弱化”自己，努力改变《日本第一》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日本刻意隐藏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快速发展的数据；甚至不惜通过“造假”的手法，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走向“萧条”和“破产”边缘的衰落国家。与政府相配合，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学术创新”，先是把八十年代后的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1世纪后，日本经济学者池田信夫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又一次制造了“失去的二十年”。目前，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在继续鼓吹“失去的三十年”——即便许多国外学者指出这是日本人的“哀兵战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重复这一“谎言”——在一向深具野心的日本人看来，谎言说了一万遍，就能够成为真理——事实上，日本精心“炮制”的“失去的二十年”的国际谎言在客观上也达到了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但让海内外舆论一起同情日本，还让美国这个“盟友”心生愧疚并转而大力扶持日本——当然，更让日本的近邻中国放松了警惕，失去了应用的戒心。

事实上，日本采取“哀兵战略”的根本目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清醒地意识到，“唱衰日本经济”的说法有利于缓和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闭市场的追究。因为，对“骄傲的美国人”来说，“孱弱的日本”不但将会使美国“高抬贵手”，而且还会赢得美国在诸多方面的支持。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放弃了与这个昔日的“经济宿敌”较劲，而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国；也正是因为日本“经济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的目光没有盯住日本反而转向了中国；正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宣传功效，日本得以在不被别人瞩目、被别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低调地发展经济；日本人的低调所获得的实惠和中国一段时期以来被人“关注”、“捧杀”甚至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的“哀兵战略”还使日本在经济之外的许多方面得到实惠：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舆论氛围下，日本根据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开始扩充自身的军事实力，向海外派兵、出售武器，鼓动极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即便如此，也很少听到西方的反对声音；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舆论氛围下，日本可以不遵守诺言，在没有实现《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居然没人追究；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舆论氛围下，日本可以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轻松地排入太平洋而不受人指责；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舆论氛围下，日本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实际掠夺，步步紧逼，大搞所谓“购岛”闹剧，同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太平洋岛屿国家，孤立中国，甚至怂恿越南各国与中国对峙，并借此不断谋取自身利益。

日本正是“哀兵战略”包装下，虚退实进，为实现其“正常国家”迈出实质性步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