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好莱坞引爆的「＃Me Too（我也是受害者）」反性侵、性骚运动在欧美引起广大迴响，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却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所谓『性骚罪』」。

■Women journalists in Japan join the growing ranks of the Me Too movement following allega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at high levels.

日本财务省前事务次官福田淳一趁受访的机会出言性骚朝日电视台的女记者，该记者向电视台上司告发，上司却息事寧人地表示，此事牵连过大，无法透过自家的媒体报导，她一气之下便拿着现场偷录的录音檔向周刊揭露此事。

性骚扰事件曝光后，不仅福田全面否认，财务省也一味庇护，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更公开表示，「也有人说福田是被设计了」、「换男记者採访不就行了」、「没有所谓『性骚罪』的罪」等，完全无视于女性的权益。

福田于4月24日主动请辞，财务省后来也确认福田确实有性骚行为，故决定处以6个月、减薪20％的处分，将从他约5,300万日圆的退职金中扣除。

曾于1989年向福冈地方法院提起首件日本全国性骚扰诉讼的律师角田由纪子指出，1999年4月施行的「人事院规则10-10」中有「防止公务员性骚」的规定，各省厅首长有责任防止性骚扰，问题发生时也需迅速採取必要措施，若有违规者将遭惩处，然而财务省长官们却不以为意。

仅18.4％会当场抗议

连中央省厅、媒体都对性骚事件不闻不问，更不用说民间了。《日本经济新闻》4月下旬针对1,000名日本职业妇女进行一项民调显示，有42.5％的女性在职场上有被性骚扰的经验，逾6成的粉领族在职场上遭到性骚扰都选择忍耐，理由是担心工作受到影响，只有18.4％的人会当场向对方抗议。

这项民调指出，对方为公司内部员工时，有61.3％的受害人选择忍耐，对方是公司外部人员时，有67.7％的受害人选择忍耐。选择忍耐的女性大多担心，向公司告发后反而使情况更糟，对方是公司内部的人则担心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对方是公司外部的人则担心影响业务。还有逾3成的受访者认为，「即使跟公司商量了，情况也不会改善或解决」。

日本法律虽然规定企业必须设置性骚扰谘询窗口，但调查中显示，有防止性骚扰规定的企业仅占全部的28.4％，有谘询窗口的仅占24.8％。

日本无论是在政界、官场、财经界、民间企业，女性要出头天不容易，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至今仍处处可见。大多日本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甚至受到性骚和性侵却哭诉无门，还有可能被说成是自身不检点导致，诸多顾虑下，只好选择消极忍耐，因而助长了更多无耻之徒频向女性伸咸猪手。

日本政府于1986年施行《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促使女性踏入社会。日本企业向海外发展，外派到美国的员工在当地因性骚扰被告，让大企业正视到性骚扰这个经营课题。

1999年日本施行《男女雇用机会均等修正法》，规定日本企业有义务防止性骚扰发生。2007年的修法规定，日本企业有义务採取性骚扰对策措施。儘管如此，日本民间社会对性骚扰的意识却没有显着提高。

有碍营造女性活跃社会

这次福田性骚女记者事件日媒的报导远不及海外媒体激烈，连原本应该揭露社会弊端的电视台都没尽到媒体的责任，一度要求受害女记者自认倒楣。日本社会、企业对性骚问题的默不关心，如何能营造出能让女性活跃的社会？

日本由3,600名女业务组成的「营业部女子课之会」代表理事太田彩子对于如何防止性骚事件指出，首先女性要先明白如何界定性骚扰，即当事人感到不愉快就算是性骚扰。

女业务在外遭受性骚扰的机率高，有人拒绝不了客户的私下邀约，有人在宴会上被客户以下流的言词、身体上的接触等进行性骚扰。太田指出，公司要防止女业务在外遭到性骚，首先公司内部应讨论，应酬是否真的有必要，或尽量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外出谈业务。

然而无论是政策或企业规定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最重要的是，习惯沉默的日本女性应群起採取自救行动，勇敢地向性骚说不，否则再多的政策也改善不了性侵、性骚的歪风。

(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