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20世纪上半叶，曾有一批日本学者相继来到中国考察古建和古迹，并在这个领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彼时，中国国内的建筑学研究尚未兴起，仅有宋代编纂的《营造法式》、明代著本《天工开物》等书籍，它们大都深奥难解，与科学研究系统相去甚远。欧美学者也已开始研究中国建筑的历史，但因为文化的隔阂与文字的障碍，其研究“既幼稚又不得要领”。

伊东忠太和关野贞是最早来华实地考察的两位日本学者，他们一生涉华调查均不下十次，足迹遍及中国广袤的土地。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关野贞所建立的遗产调查、研究方法和保护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关野贞所著《中国的建筑与艺术》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史》，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他们留下的照片及文字在见证两位学者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

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曾经踏访过，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天龙山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真是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人，作为学者和研究者，也许未曾预料到他们调查过的史迹会有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机构及成员也有不少交往，亦将保存中国古建筑文献与遗物的理想，寄托于中国的学界同仁。

“最为杞忧不能自己者，文献及遗物之保存问题也。”在应营造学社之邀所作的“中国建筑之研究”讲演中，伊东忠太表示，“文献易为散佚，遗物易于湮没。鄙人于支那各地之古建筑，每痛惜其委弃残毁；而偶有从事修理者，往往粗率陋劣，致失古人原意。……在理想上言之：文献遗物之完全保存，乃国家事业。一面以法律之力，加以维护；一面支出相当巨额之国帑，从事整理。然在中国现今之国情，似难望此。然则舍盼望朝野有志之团体，于此极端尽瘁，外此殆无他途。”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此与读者分享的，是另一位研究者关野贞的文字，他以洋洋洒洒数千笔墨恳切讨论了中国文化遗迹及其保护的问题。这篇文章收录于《中国的建筑与艺术》一书中，文中所述内容，虽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今日读来，依然让人警醒。

中国文化遗迹及其保护

文 | [日] 关野贞 译 | 胡稹 于姗姗

一

余于1906年游历中国，主要探访河南、陕西两省遗迹。翌年自天津沿运河而下，入山东省，调查许多重要遗迹、遗物。前年三度旅行中国各地，先自朝鲜入沈阳，至北京，之后用约八个月时间探察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各省名胜古迹。虽距前两次调查仅十二、三年时间，但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认为其保护一日不可疏忽。

于今可与西洋文化相对峙且有特殊文化者，实乃我大日本帝国。而我国文化自古所赖于中国之处甚多。故欲知我国文化之真相必先知晓中国文化。中国于周、汉时代早已达至文明之境，之后伴随佛教输入，引进印度、波斯思想与艺术，并使之中国化，于六朝、隋、唐时代创造出灿烂文化。宋、元、明、清时代亦各自发挥该时代思想与情趣。这些文化、思想、情趣等流播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等国，大大促进这些国家之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如今衰颓异常，但自古曾作为东亚文化之中心，将东亚置于自身势力范围之内，故研究中国不仅对我东亚人来说有其必要，而且对欧美人来说亦极为重要。由文献虽亦可研究中国文化之变迁，而通过各时代遗存文物研究则可进一步具体明确中国文化之真相。

然而，若问作为某一时代文化证据是否尽如人意加以妥善保存，答案是决非如此。其大部分证据遭受自然与人为破坏归于湮灭实为可惜，残留至今者仅多为石制或铜制物件。此石制或铜制物件具有抵抗自然破坏之能力，不加特别保护弃置一旁亦可较好保存。中国并称金石者即指此类遗物。此外保留最多资料者乃陵墓。中国周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有埋藏贵重物件于陵墓之风气，此类地下宝藏极为丰富。实际上，说中国文物毋宁地下多于地面似无大碍。

二

欲大致具体阐述中国古代文物首先应推举陵墓。古代中国文化中心在长安、洛阳，此两都周边地区以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处皆有陵墓，而且埋葬许多贵重文物。而自周汉时代起即盛行盗挖坟墓，著名帝王与贵族之墓几乎无一幸免，内部随葬品大部被盗出。今日坊间热议之周汉时代古铜器皆出自墓中。但即令如此仍有不少文物得以逃脱盗挖厄运，静卧于无数坟墓之中。自古至今官府虽严禁盗挖此类坟墓，规定犯禁者将处以极刑，但伴随纲纪废弛，盗挖坟墓之风即又盛行。前年余于北京时报纸报道河南地方土匪盗墓销赃。据说盗挖得当可得价值数万之文物。相较于以命相搏杀人越货，则既安全又有利润。近年来我国收藏家热中之六朝、唐代陶俑，即十数年前铺设郑州、河南区间铁路（汴洛铁路）时发现之文物。由于欧美人争相购买，故当地人益发积极盗掘。除陶俑外还出土许多周汉时代之古铜器、武器、玉器、陶器等。余寻访北京主要古董商时发现陈列品之大部系此类盗挖文物，故可判断近年来坟墓之盗挖何等猖獗。

按理说陵墓结构及其内部随葬品皆系说明该时代文化性质之贵重遗物，故发掘调查之际有必要先测量其外部形状，精密测定其内部玄室结构、棺木位置、随葬品等，作出详细图，并于发掘前后仔细拍摄照片，最后向社会公众发布正确报告。由此方可知往昔墓制，明确当时文化之发达程度。而掩“官”耳目，秉烛夜盗，惟随葬品取之，断绝后人研究渠道，实为遗憾之至。毋庸置疑，此类随葬品本身亦可成为学术研究之资料，但只有与坟墓结构及物件配置状态相结合，其价值始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

其次是建筑物，大体可分为木构、石构和砖构三种。中国建筑自周汉以来有惊人发展，亦给予日本建筑界以极大影响，但自古以来因战乱频仍、革命不断、外敌侵掠、保护不力等原因，明代以前木构建筑几于湮灭，仅砖构建筑倾圮残留。日本千年以上木构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有三、四百栋，而如中国之大，据余调查千年以上建筑无一遗存，五百年以上者亦残留极少。余所见最古老之木构建筑系河南省登封少林寺初祖庵，为宋宣和七年（1125）重建。其次系该寺鼓楼，为元大德六年（1302）重建。少林寺为往日达磨面壁九年修行之著名寺刹，而如今败相累累，于文化史上属如此重要之建筑亦无力修缮，屋顶破碎，屋檐零落，几欲崩塌。又如河南省正定龙兴寺大殿，内部安置高三丈五尺许之铜造大观音立像，屋顶亦九分已失，成为露天大佛。其内殿左右壁前有宋代塑土浮雕之、为众小神环绕前行之文殊、普贤菩萨像，其构图之宏大，手法之精美，实为空前绝后之杰作。而如此贵重之浮雕像因风吹日晒已走形褪色，不出数年将归于全毁。再如山西省大同府城楼为明洪武年间修建，若在日本当属国家特别保护建筑，而即令如此亦仅见柱梁斗拱等形如肋骨，一任风雨侵蚀；石构建筑中无大建筑物，而有最古老之遗物。河南省登封有三座汉代石阙。山东省嘉祥武氏祠石阙与石室最为著名。此外山东、四川等地亦有石阙、石室或其残片，皆一千八、九百年前遗物，其表面刻有有关历史风俗之画像。据此可知当时风俗与艺术之发展情况。六朝、隋唐时代出现小型石塔，其中亦有四面雕刻、装饰华美之塔。此类石阙、石室、石塔因缺乏保护途径，不仅年年破损程度增加，而且经常被人破坏后售于洋人，今陈列于欧美博物馆者决不在少数；砖构佛塔中有大型佛塔，较多保存能代表北魏、隋唐、宋元等各时代之特征。保护亦不得法，亦皆暴露于大自然破坏面前，实可叹惜。尤其中国以木构建筑遗存为少，故于研究各时代建筑样式方面此类砖塔尤为必要。对此应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以上所举仅其中一至二例。总体说来，中国北方古坟及著名佛寺道观等数量众多，有价值之建筑亦不在少数，然皆无力修缮，而政府与国民亦不寻求保护之道，听之任之。作为文化史上贵重资料之建筑岂但日益荒废，而且其大多数将于不久之未来归于湮灭。实可哀惜！

四

再次，最为重要者乃石窟。甘肃敦煌千佛岩、山西云岗、河南龙门之石窟系其中最优秀者。此外，山西、河南、山东、河北有北魏至隋唐之石窟，南京摄山有南齐与梁之石窟，浙江杭州有五代、宋元石窟。通过镂刻于这些石窟之佛像与各种装饰，我们有幸得以充分研究中国佛教艺术。余未见敦煌千佛岩，但见过其他大部分石窟，特别是开凿断崖作窟数万之云岗、龙门石窟，其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实令世界惊叹。而中国人不知保护，岂但不知，近年来还兴起恶劣之风，凿取石窟佛像，更有甚者将其头部凿去售于欧美人。如龙门石窟，最近有数千佛头被破坏。余于十四、五年前参观时其精美佛头尚平安保存，而前年再游时头部皆被凿去。余见之情何以堪，遗憾不已！今潜溪寺寺内最精美之四大窟用作守备队兵营，内部被无知士兵糟蹋至一塌糊涂，或于佛像上黑鸦鸦涂写文字，或于窟内筑灶做饭，佛像、装饰皆漆黑一片，目不可视。余于柏林博物馆见此龙门佛头二十余尊，于纽约博物馆又见此类佛头。云岗佛像今已悉数被人凿取，陈列于纽约博物馆。中国人岂但不加保护作为世界至宝之此类石窟，反而人为放大破坏力，其罪恶罄竹难书。

五

此外，具有中国文化特征者还有石碑、石佛、石狮、铜佛、铜钟、陶器、玉器、绘画等，今无暇一一细说。但此类物件较之前述建筑、石窟等易于搬运，故携往欧美者极多。今英、法、德博物馆陈列最多者即此类物件。尤其是美国各城市博物馆收藏最多，且质量最精美。今已达至欲论中国文化则无法置欧美博物馆于度外之程度。珍藏于大英博物馆、世称顾恺之所画之《女史箴图》，据余之见其年代虽不至溯及顾恺之时代，但亦为北魏时期神品，系中国存于地面最古老且最精美之绘画。该图有乾隆皇帝题笺序跋，为御府秘藏，似因某事件逸出中国。最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购入两块唐太宗陵骏马石像。该像亦属稀世珍品，中国至宝，曾位于海拔五千余尺之九嵕山（陕西省醴泉县）顶端。能运出如此巨大石像，不加取缔，与其说是无法无天或暴举，暴露出官宪之无知毋宁说是腐败至极。十数年来英法德俄探险家竞相进入中国、中亚地区，发掘无数汉魏、六朝、隋唐以及宋代之文书、雕刻、绘画、工艺品，以此装饰本国博物馆。其中德国勒柯克带走之壁画尤为珍贵。我们佩服勒柯克带走文物之热情与勇气，但同时认为此类文物只有置于原地始能发挥其真正价值。如今中国、中亚地区交通不便，然而一旦他日铺设铁路，形成横贯亚洲之大通道，则勒柯克之举将成为后人悔恨之记忆。十数年来欧美学者积极研究，各国竞相着力探察古迹，收集遗物，虽因世界大战勃发而一时终止，但伴随和平之恢复，中国研究必将再次兴起。西洋人之热心与中国人之无知产生之相乘效应，无法保证中国文化史上贵重遗物不再继续流失。前举事例不过其中之一二。余所知例证犹多，因时间关系此从略。总之，长期作为东亚文明中心之中国，其文化遗迹荒废有年，无人顾惜，岂但怠于保护，听任自然破坏，而且中国人甚至为一时利欲驱使，不惜加以破坏，中饱私囊。若今日不采取适当之保护措施，则此类贵重遗迹、遗物将渐次衰亡，最终将无法寻找东亚文化之渊源。不过中国当局亦非完全对此置之不理，很早即讲求文物保护方法。1917 年秋政府公报连续刊出各府县应保护之文物名称，但这些名称仅系从金石书籍与府志、县志等摘出，并未进行过实地调查。眼下中国当局对如何保国存种已大伤脑筋，自然无暇留意文物保护，只好放任自然与人为的破坏。

六

那么，应采取哪些方法保护此类古迹、遗物？因交稿时间紧迫，无法对此详述，以下仅阐述其保护概要：

一、日本当局、帝国学士院或我权威学会应向中国当局提出有关保护古迹、遗物之议案。即令无法采取积极保护措施，亦应消极地增大对不法行为之取缔力度，防止人为破坏。应特别对云岗、龙门等重要古迹采取紧急适当之处置。

二、如今北京有陈列旧清朝皇室御用器物之文华殿、英武殿等，济南、南京等地有徒具虚名之“古物保存所”，但此类设施皆极不完备，应于重要城市建立博物馆或文物保管所，制订政策，以防文物流失。

三、有可能，我权威学术机构或对此有兴趣之我国学者应与中国有关学者合作，尽力保护文物。

四、在古迹未破坏，文物未流失之前，我学者应迅速赶往中国，进行充分调查，对其研究结果提出报告。此间当然有必要进行国家、团体或个人之资助。

五、我国博物馆应尽快、尽多地收集中国各时代遗物。关于此，我帝室博物馆在地位上占有优势，但与欧美博物馆相比却大大逊色，遗憾之至。总体说来，政府当局固不必论，我国民亦不了解博物馆性质。余就此欲略作论述，然遗憾于今无暇论及。我大学亦应多派学者赶赴中国进行研究，尽可能多地收集遗物。

六、富豪或有志之士应尽力收集文物，尽量不将此作为个人赏玩之物，而应公之于众，或效仿欧美良好风气，将其赠予博物馆、大学或公共团体。余言犹多，今因时间关系就此搁笔，尚乞有识者见教。

（本文选自《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第二十二章《中国文化遗迹及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