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儿童”连续两年增长

然而，现实总是让人沮丧。

两年前夕佳当选为地方议员，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曾寻求议会支持，希望有相关条例帮助她在继续工作的同时照看孩子，比如母亲可以在议事厅内喂奶，在议会大厦内为议员、员工及游客提供母婴室或日托场所。但她的提议均遭回绝，被告知只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夕佳认识到，在日本要想边工作边带娃几乎不可能，而这也是多数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

日本目前仍有部分符合托儿所入所条件，却因满员只能待在家里的儿童，俗称“待机儿童”。据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4月，日本“待机儿童”达到23553人，连续两年增长。存在“入托难”现象的市区町村为386个，较去年增加12个，其中东京最为严重。

2014年，安倍提出“女性经济学”，要提升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例，增加儿童看护场所数量。但从现有数据上看，日本政府要在2020年4月实现“待机儿童”为零的目标很难实现。

管理不善文化痼疾是根源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议会允许议员带婴儿参会。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联邦参议员拉丽莎·沃特斯带两个月大的宝宝到联邦议会参加投票，并在会议期间给女儿喂奶，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在议会开会时哺乳的女性；西班牙议员卡罗琳娜·贝斯坎萨在议会会议期间怀抱５个月大的儿子哺乳； 冰岛议员温努尔·布劳·孔劳兹多蒂尔在议会一边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一边给６周大的宝宝哺乳。

相较于其他国家，日本职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尤为严重。

首先，日本儿童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多地存在“托儿所荒”。其次，即便有幸进了托儿所，家长还是会受到所内的诸多限制。打个比方，家长需要在孩子的所有衣物和尿片上写名字，并提供医院证明，证明孩子没有得感冒或其他传染病。一旦孩子生病了，家长也很难从工作中抽身来照顾。这迫使许多职场女性放弃工作，回归家庭。

如果想兼顾工作和家庭，就只能带孩子上班，但这实在是“下下策”。夕佳表示，职场妈妈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由于休产假给同事带来更多工作量，会觉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带娃上班还可能遭到同事及上司的白眼，最终结果就是女性在怀孕后不得不辞职。

在夕佳看来，问题的根源并非来自性别本身，而在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在日本，企业希望员工可以忽略工作以外的其它生活重心，比如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健康等问题。企业将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看作是员工的个人职责，而非企业应承担的义务。只有极少数企业会建立有效机制和举措，来帮助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

此外，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也是难以改变现状的一大障碍。尽管日本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例在过去五年间翻了一番，但夕佳的案例充分体现了日本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文化。与男性相比，日本女性大多选择短期合约工，这些工作的薪酬较低，福利待遇较差。

“我会继续利用我的职位进行呼吁，让日本成为一个工作与生活相均衡的国家，”夕佳说。（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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