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流行度而言，九世纪中国的流行文坛，是属于白居易的。

早在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了自己作品的流行：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会昌六年（846）唐宣宗为白居易作悼诗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日本人来说，誉满天下的白居易，自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故而引进他的诗作迫在眉睫，且不满足于那些零星的单篇作品和单行小集，而是追求全集。838年所派遣唐使，肩负的重任之一就是搜集白居易的全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巧的是，白居易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重视整理文集之人，会昌五年（845年），他为文集作序云：

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朗，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③

故而，他的全集并不难搜寻，《白氏文集》很快被抄写到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到晚唐和北宋，正当日本人对白居易作品不断吸收和消化之时，中国文坛却出现变局，严肃文学严厉批判流行文学，杜牧讥白居易云：

“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可去。”

而苏轼更为简洁，一句“元轻白俗”，令白居易的地位降格。

更巧的是，由于894年平安朝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建议废除遣唐使，838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后一届，此后日本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成系统地吸收中国文化，白居易的作品好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岛，避免了中国文坛思想变迁带来的冲击，一直保留着9世纪上半期的鼎盛地位。

李、杜不显

作为白居易的前辈，中国诗坛并伫的双峰——李、杜为什么没有在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集的流传。

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样注重结集，且晚年偏偏赶上安史之乱，战乱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巨大，宝应元年（762），李阳冰为李白作《草堂集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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