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日本新中产阶级》

作者：（美）傅高义

译者：周晓红、周海燕、吕斌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文/郑渝川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是美国最为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1963年出版的民族志作品，也开启了他的东亚学术生涯。与傅高义之后出版的《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等先后引发过巨大影响的作品不同，《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写作及调查，是在傅高义对于东亚文化、日本社会并无深厚了解的背景下进行的。

1958-1960年，傅高义和妻子苏珊娜在日本东京东郊的一个被称为Mamachi（M町）开展田野研究，深入当地居民尤其是工薪家庭的生活。二战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过短暂的发展低迷，由美国扶持推动走上了经济复苏崛起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也形成了冲击。日本经济此时已深度的卷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日本企业需要面向欧洲和美国市场，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去以来的商业文化、职场文化，都需要被重新定义。而被称为“新中产阶级”的新阶层的涌现，则进一步带动了日本家庭与文化的变革。

这一切对于傅高义夫妇当初的研究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不同于战前时期，如果仅仅根据战前日本本国学者及外国学者的描述与定论，形成定势思维，对于当时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趋向就有可能视而不见。幸而傅高义夫妇在当时摆脱了简单化的美国-日本比较研究，而寻找到一个富有价值的视角，即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影响。通过深入调查了解与广泛交流，傅高义敏锐地挖掘出了转型之中的日本社会的重要特质，而这种特质还将陆续出现在日后上演都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的另一大看点是，傅高义试图梳理出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于日本家庭、家族关系以及社区生活带来的影响。上班族个体的生活方式、娱乐消遣方式，出现“西化”特征，这并不令人奇怪，这方面转型变化往往也很快。但家庭、家族、社区的结构与互动关系的转变，就要缓慢许多，需要观察者通过大量个案的调查，经过缜密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夫妇在出版这本书之后的几十年里，与M町社区的受访对象家庭保持着联系，继续追踪和分析受访者生活模式的转变。可以说，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也向社会学、人类学同行示范了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民族志调查与协作方式。

全书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日本战后涌现出的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M町恰好就聚集着新中产阶级，这里并非郊区中心地带，公共设施也颇为匮乏，上班族每天需赶往东京市中心上班。傅高义注意到，日本上班族的社会关系被严格局限在其工作圈和家庭范围之内，周末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娱乐——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将非常完整的出现在日后都市化潮流中，韩国与中国的上班族家庭。

傅高义还考察了日本青少年的升学竞争，即成为上班族而展开的学位竞争，指出竞争激烈反而使得人们有意寻求安全感，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到新兴行业寻求创新创业机会。这项观点被湮没在全书叙述之中，但非常富有远见。美国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潮，如20世纪70-80年代造就计算机的创业风潮，同样源自经济繁荣，年轻人就业压力较低的时代。而近年来，创新创业热潮同样出现在我国内地，这跟劳动力供给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年轻人就业不再面临过大压力密切相关。

全书第二、三部分考察了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家庭、家族关系。首先是上班族的生活消费，这已经与过去的日本家庭消费模式有了较大差别，开始接近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然，日本家庭更愿意量入为出，积攒储蓄。再来看，日本新中产阶级家庭的政治观念。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居民已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观念，希望获得与他国建立平等关系，开始学会用公民的视角去看待权力、义务及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傅高义留意到，日本上班族热衷在组织内部结成密切交往的社群，而家庭主妇之间也会建立相应的聚会、交流——这项判断同样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美国都市化、工业化造就了更强的社会疏离，使得人们陷入空前孤独，而在日本，职业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却使得很多人愿意寻求社群关系。书中还考察了日本上班族在价值观念方面发生的其他转变。

在谈到日本社会中的家族关系时，傅高义指出，约束小家庭的家族规则在20世纪50-60年代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影响力不可避免的发生弱化，“许多人无法找到‘家（族）’的积极价值……尤其是家长的恣意统治、本家对分支家庭的操控和对家族传统的过分强调视为封建残余”。这种心理在年轻一代获得经济自主、择业自主、婚恋自主后进一步提升，使得家族准则越来越接近为象征性的要求。

傅高义在书中第四部分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东京等大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家族、社区、社会秩序都在面临重组。虽然，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多少有些乏味，但因为赋予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权，再加之日本大众媒体、图书对于新生活方式的宣导，从而在社会上产生着持续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