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寺舍利殿

穿过古寺幽静的长廊和江南六月的细雨，来到半山腰一座肃穆的殿堂侧面，轻轻叩门三下，一位僧人打开门。我们一行换上拖鞋，被领入殿堂正中，逐一去瞻仰阿育王寺的镇寺之宝——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塔。眼前出现了一座一尺多高的镂空宝塔，在寺院监院心澄法师的引导下，将下巴放在指定位置，透过宝塔空隙，正好看到一颗绿豆大小的舍利子。下巴稍有位移，便又看不到了。

这座神奇的舍利塔，是印度佛教传入我国，又由我国传至东瀛的历史见证，也是上千年来阿育王寺香火旺盛、东瀛僧人频频前来学法的主要原因。如今，穿过历史的烟云，在市社科院院长、市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利权看来，它有了新的意义——有可能将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时间前移数百年。

一段故事，诉说舍利塔的前世今生

对于这座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塔的由来，在多种古代文献里都有记载：

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涅槃，弟子在火化他后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舍利。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在位)皈依佛教，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每座塔中均藏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造好后，护送安放于天下“八吉祥六殊胜地”。其中在中国有19座释迦牟尼舍利塔。

西晋时，山西有一位叫刘萨诃的猎户，出家后法名慧达，决心寻找释迦牟尼舍利塔。西晋太康三年(282)，慧达由北而南走遍山山水水，来到现在北仑大碶乌石岙的时候，忽然听到钟鸣之声从地下传来，便虔诚求祷，三天三夜后，果然见到一座五层四角的舍利塔从地下腾跃而起，塔高约尺四，方广七寸，内悬宝磬，中缀舍利。这就是阿育王所造的那八万四千座舍利塔之一。慧达寻得舍利塔后，就地结茅供养，他所设立的龛堂就是阿育王寺的雏形。

南北朝梁普通三年(522)，梁武帝赐寺额“阿育王寺”，阿育王寺名延续至今。如今，在距阿育王寺东三公里处有阿育王古寺遗迹，为当年释迦牟尼舍利塔涌现处，立有“涌见岩”碑。明清两代，寺殿数度倾坍。现存寺庙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重修的。

“阿育王寺是目前全国唯一以国王名字命名的寺院，寺中的舍利塔，也是目前全国唯一完好保存佛祖舍利的舍利塔，这两点是阿育王寺的独特之处。”心澄法师说。

一种推论，有望将宁波“海丝”起始年代前推200多年

“来自印度的舍利塔在宁波出现，是个很值得探究的现象。”宁波市社科院院长、市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利权说，佛教东传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另一条是以前比较少提的，就是海路。从时间上说，释迦牟尼舍利塔于282年在乌石岙被发现，它从陆路被带到宁波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那时候佛教从西域传到中原不久，而宁波地处偏僻一隅，中原的佛教对宁波还没什么影响。最大的可能性是由海路，在公元前三世纪时，随船而至。这艘船的目的地也许就在宁波，舍利塔被护送上岸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被岁月和泥沙埋入地下，数百年后，被慧达寻得。也许这艘船在快到目的地时，在海上遇到了大风，被吹到了乌石岙一带，然后被海泥埋没，若干年后，泥涂变成小山丘，被慧达寻得。陈利权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和宁波之间已经通过海路往来了。

陈利权还举了几个例子用来佐证他的观点。比如，慈溪五磊寺的开山祖就是来自印度的高僧那罗延，据历史记载，他是在赤乌年间(238到251年)来到慈溪的，从海路过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因为以当年的交通条件，他要从陆路过来，得花很多年。又比如，佛教传入台州比宁波早，这和台州章安港口很早就形成有关，这也说明当时浙江一带的佛教，一部分是通过海路传过来的。

“说释迦牟尼舍利塔是从海上运来的，是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还能往前推数百年。”陈利权表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接触。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初年，当时，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这样算起来，如果阿育王寺的佛祖舍利塔是通过海路来到宁波的，那么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年代可以从东汉初年提前至公元前三世纪，这等于将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年代前移了200多年。

一座佛塔，成就阿育王寺文化交流中心地位

正是释迦牟尼舍利塔的存在，使阿育王寺千年香火不断。有多位日本僧人慕名前来学法。

宋朝时，抵达明州港的外国商舶和僧侣不断增多，阿育王寺的海外影响日益增大。有一位日本的重源和尚在1167至1176年间三次来华。据重源的《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记录，他曾经把日本周防(今山口县)的木材运送到宁波帮助阿育王寺修舍利殿，其中包括木柱等大型木材。当时的南宋因为森林资源大片退化，从日本进口木材的事例并不少见。大约在1175年的时候，阿育王寺舍利殿正式落成，次年，宋孝宗亲自为舍利殿题写了“妙胜之殿”的匾额。时至今日，阿育王寺舍利殿仍然挂着这样一块匾额。

1168年，第一次来华的日僧荣西法师在明州碰到了重源，他们一同参拜了天台、育王。归国后，荣西在日本创立了临济宗，并尊阿育王寺为祖庭。

日僧了庵桂悟曾在阿育王寺长住。据文献记载，1513年心学大师王阳明曾与了庵会面，并作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为他饯行。此序未收入王阳明的文集，却载入日本有关典籍，真迹现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有日本学者认为，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接触，正是阳明心学传入日本之始。

到阿育王寺修学或礼佛过的日本僧人还有很多：希玄道元、心地觉心、无象静照、约翁德俭、樵谷惟僊、桃溪德悟、月山友桂、礼智、钝夫全快、东林友丘、无我省吾……

在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恒武看来，阿育王寺千年香火不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据他介绍，到了明朝，宁波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政府港口，对于跟着遣明使团一起来华的日本僧侣来说，阿育王寺是最为近便的礼佛之所。

可以说，神奇的舍利塔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阿育王寺来访僧客千年不绝。2016年10月，第19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在宁波举行，访问团亦专程拜访阿育王寺，向这座见证千载海丝之路传奇的庙宇致敬。

新闻延伸：

阿育王寺曾有一批宋代碑刻部分拓本如今在日本

阿育王寺还藏有许多名人碑刻。据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恒武介绍，其中有一块苏轼写的《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非常有名。

北宋皇祐年间，宋仁宗召见怀琏禅师，问起佛法大意，怀琏的奏对很得仁宗皇帝的称许，获赐御制颂诗17篇。治平年间，怀琏得宋英宗恩准，归老阿育王寺。周边人一起帮他在阿育王寺建成宸奎阁，专门供奉御赐之物。1091年，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应怀琏禅师之邀，为宸奎阁写了碑记。

宋代原碑很早就不在了，现立于阿育王寺舍利殿前东侧粉墙上的石碑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宁波知府蔡贵易致力于宁波文物旧迹整理时，以天一阁范钦所藏元代翻刻拓本为底本重新翻刻的明碑。

然而，日本却藏有一张苏轼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的宋拓本，这是日本入宋僧圆尔辨圆在1241年返回日本时带去的。“日藏宸奎阁碑宋拓本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重宝。苏轼是一位书法大家，他写下的楷书碑文是我们领略苏轼楷体风采的珍作。”刘恒武说。

此外，一同被圆尔辨圆带回日本的还有宋高宗写的《明州阿育王山佛顶光明塔碑》、宋孝宗给天童寺写的《太白名山四字碑》、北宋著名诗僧道潜写的《四明天童山景德寺转轮藏记》以及范成大给育王山佛照禅师写的《诗碑》宋拓本。刘恒武说：“这批宋代原碑在我国均未留存，所以日藏的宋拓本显得尤为珍贵。”（文/中国宁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