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在日本出差,目的地是北关东地区的一个工业港。清晨,在东京上野站乘高速列车出发之前,在便利亭买了份当天的《读卖新闻》晨刊,准备打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列车一起动,我把座位调节到最舒适的角度,便读起报纸来,副刊上的一篇随笔险些让我把刚喝下去的罐装咖啡喷出来。

古代朝贡船(资料图)

笑点是随笔开头的一个段子,大意是说在某国召开一个关于大象的国际论坛。结果,俄国学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很意识形态化:《大象与无神论》;德国学者的论文最学术:《论大象族群的生活习性、文化哲学背景及其历史的起源》;美国人很商业,论文题目是《大象作为产业的盈利模式及潜在市场的分析》;浪漫的法国人不着调,论文是《大象的爱情生活》;彼时经济持续低迷,陷于危机边缘的巴西学者难掩内心彷徨,他们关心的是《大象向何处去》;最搞的是日本学者,论文题目是《大象如何看待日本》。当然,文章是日本作家写的,颇有些拿日本人开涮的味道。但客观地说,世界上确也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如此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海外的日本人,在当地待人接物,如果知道对方曾去过日本的话,他会很兴奋,但接下来的第一个问题,一准是: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无论官员、庶民、学者、商人,屡试不爽。

日人的这种根性,一般会被认为是不够“坦然”。你很难想象一位大大咧咧的老美会小心翼翼地问你对美国的看法;欧洲人有多元价值和文化上的自信,一个法国人觉得根本无需对老外吹嘘卢浮宫和“左岸”文化,因为,作为一种至高至纯的艺术,它就摆在那儿,谁都无法无视它;中国人大多对国内状况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可唯其如此,他们心态似乎更加“开放”,更关注外部世界,好不容易逮着个老外,说不定上来会向人家咨询移民事务也未可知。那么,日本人这种内心有些纠结、磨磨唧唧的“不坦然”的根源何在呢?日本文化学者内田树(Tatsuru Uchida)指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边境”心态使然:这事俺们说了不算,要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才算靠谱,谁让俺们是“打起点上就落后于人”的“边民”呢?

所谓“边境”(Henkyo,日文中有时亦写为“边疆”),权威的《广辞苑》的解释是“离中央很远的国界、国境,或者指那样的地方”。尽管这个语汇包含地缘政治上的涵义,但主要语感还是文化上的,指偏安一隅的、边缘化的状况(或地界);“国界、国境”中的“国”,虽然不排除地理、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有“故里”、“乡土”的意味。譬如,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国》中经典的开篇——“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其中,“县界”的原文,用的便是“国境”。内田认为,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意义上“边境”的定位,对日本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某种深层次的决定性作用:“‘边民性格’已经深刻地写入日本列岛住民的民族同一性中。而这种民族同一性的特征,就是对‘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制度都是从外部引进的)’这种无能的自觉。”

既然“边境”是一个偏离主流的、边缘化的相对概念,那么便有雄踞价值核心的、主体性的存在;反之亦然:有威仪四方的天朝价值体系,才有所谓“边境”的概念。内田给出的定义是:“‘边境’是一个与‘中华’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华夷秩序’这个宇宙论当中,‘边境’的概念才有意义。”于是,两千年来,泱泱帝国,有天下而无世界,靠由近及远、疏而不漏的朝贡体系,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边境”地带辐射天朝的“德政”,有效地维系着“华夷秩序”。日本作为“东夷”中偏远的一支,虽隔山隔海,但仍被天朝的“王化”之光所照耀,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被中华皇帝(魏明帝)正式册封,获“亲魏倭王”的封号,而免于沦为黑暗的“化外之邦”的命运。

然而,日本竟“身在福中不知福”,到底暴露了其难以同化的“蛮夷”本性: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访隋,递交一纸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乃至(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