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8日，日本明仁天皇通过NHK电视台表明希望“生前退位”的强烈心愿。围绕天皇的退位事宜，日本政府正着手修订包括《皇室典范》（1947年）在内的相关法律条文，并计划于2019年1月1日新天皇即位的半年或数月前公布新年号，以便皇太子在继任当天即实现改元。“年号”之说，相信国人并不陌生，但是日本天皇的年号缘何而来，依何而定，却多难以对此说清道明。本文拟从天皇年号的由来、制定与出处三个方面加以详述，以期对理解日本天皇制度有所裨益。

年号的由来

在日本，“年号”亦被称为“元号”，是纪年法的一种。更改年号即为“改元”。年号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中国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始创年号为“元狩”，并追称“元狩”以前的年号为“建元”、“元光”、“元朔”。汉武帝在位54年，共采用了11个年号。日本的年号制度仿自中国。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时，孝德天皇首次使用“大化”作为年号。然而“大化”仅用了五年，便因穴户国（后来的长门国）国司草壁丑经进献白雉，内含“王者仁德遍行天下”之吉祥寓意，而改元为“白雉”。在7世纪中后期，日本断断续续出现过“朱雀”、“白凤”等年号的记载，但均不长久。直到701年，文武天皇即位5年之后建元“大宝”，并制订《仪制令》，其中公文条规定：“凡公文记年，皆用年号”，取代原先沿用已久的干支纪年法。自此伊始，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年方式被沿用至今。

孝德天皇画像

同中国古代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年号的变更并无太过严格的规定。除新天皇登基之外，还会因某些自然现象变更年号，从而导致一个天皇往往有几个年号。例如，奈良时代多因发现灵龟、神龟或庆云、景云等祥瑞之兆而动辄更改年号。然而，平安时代以后的改元多源于自然灾害等因素，朝廷冀望通过更改天皇的年号平息因水灾、风害、疫病等引发的社会动荡。而在南北朝时代，持明院统（北朝）与大觉寺统（南朝）各自为政，各定年号，导致日本1331年至1392年间有两个年号并存于世。此外，从战国时代直至江户时代末期，还有逢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的惯例。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后醍醐天皇和后花园天皇在位期间曾更改年号高达8次之多。

中国自明朝以后开始采用一世一元制，而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颁布《改元诏书》宣称“从今往后，改革旧制，一世一元，奉为永式”，明确规定此后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时才能更改年号。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的年号制度早已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日本即使在1872年引入西方的公历，却依然守护着“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的远古神话以及据此建立的君主制度以体现天皇的权威性和存在感，因此日本成了现今东亚唯一一个仍然沿用年号的国家。从“大化”到“平成”，日本历史上共有247个年号。

年号的制定

日本天皇虽被尊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但长期隐没于深宫重闱之中，并无任何实权。自室町时代起，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名义上朝廷掌握着更改年号的权力，但实际上多由幕府决定，而后再向朝廷提报。幕府不仅在天皇即位时改元，逢喜遇灾时也常迫使朝廷改元。江户后期，幕府力量逐年减弱，几乎每隔四、五年便更改一次年号，有些年号甚至仅维持了一年，诸如“万延”、“元治”等。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从幕后走上前台，姑且不论其拥有多少政治实权，至少在年号的决定上开始享有一定的自主权。1868年9月8日，维新政府决定省去公卿互议、陈辩等一系列繁琐的手续，改由天皇直接从几个候选名单中抽签决定年号。由于天皇抽中了“明治”，便顺应天意改年号为“明治”。此后的“大正”、“昭和”年号也均由天皇自行选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和管制，并于1947年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和《皇室典范》，1889年版的旧《皇室典范》第12条有关年号的规定亦随之失效，进而导致年号的使用缺失法律依据。然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基于对盟国最有利的考虑保留了天皇制，使得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仍然按照惯例沿用“昭和”年号。

事实上，在新《皇室典范》出台之前，日本国内曾就是否改元兴起过激烈的争论。1946年1月，被誉为日本议会政治之父的尾崎行雄（1858—1954）向众议院议长提交改元意见书，建议废除“昭和”年号，改以“新日本”纪年表述。尔后成为日本第55代内阁总理大臣的石桥湛山（1884—1973）则在《东洋经济新报》1946年1月12日刊发的《显正义》栏目撰文强烈呼吁废除年号，改用西方公历。1950年2月下旬，日本参议院甚至就“废除年号”这一议题展开探讨。议会上，东京大学教授坂本太郎（1901—1987）力主年号的使用不仅是“独立国家的象征”，更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紧密结合”，较之公历机械似的时代划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无废除之必要。上述争论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未及达成一致意见便遭搁置。

及至1970年代后期，昭和天皇年事渐高，年号制度再度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议题。根据1976年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民众支持继续使用年号。鉴于实际的需要与民众的呼声，大平内阁经过反复研讨后于1979年6月出台了《元号法》作为法律依据。根据《元号法》规定，天皇年号秉持“一世一元”的原则，“仅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进行改元”。若天皇退位，年号也将有所变更。且年号由政令决定，换言之，年号的命名程序由日本政府主导。首先，由内阁总理大臣选定的若干名专家学者各自提出2至5个候选年号，并一一附上相关的解释和出处。之后，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研讨和整理相关的候选名称，并将结果提交给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会同内阁官房长官、内阁法制局长官等主要幕僚进行磋商，从中选取若干名称作为草案，并召开内阁会议确认，征询参众两院议长等人意见。最终，在昭和天皇逝世当日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宣布新年号。年号的命名有其严格的规定，须符合以下六个标准：第一，符合民意，寓意美好；第二，两个汉字；第三，易于书写；第四，便于诵读；第五，未曾使用；第六，忌用俗语。“平成”年号正是按照上述程序产生的首个年号。1989年1月7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召开记者见面会发布新的年号。

此外，改元也存在多种方式。同“大正”、“昭和”一样，继承皇位当天起使用新年号的，就是“即日改元”；或同“平成”一样，新天皇即位次日起使用新年号，称之为“次日改元”；天皇即位第二年的元旦起使用新年号，即“逾年改元”。采用“平成”年号时，因《元号法》在程序上难以实现“即日改元”，于是采用了“次日改元”。2019年并非天皇去世导致的换代，日本政府或可提前通过政令制定并公布新年号，从而实现“即日改元”。

年号的出处

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天皇年号也多出自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诸如日本最早的年号“大化”就取自成公绥所著《乐歌正旦大会行礼歌十六章》中“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江户时期的“享保”出自《周书》中“公其享兹大命，保有万国，可不慎欤”，而“天保”则出自《易经》中“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极力倡导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在年号的选取上仍沿用汉字，其出处皆源自中国古代典籍。诸如明治天皇睦仁的年号出自《周易》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及《孔子家语》第五卷中帝德“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名，度四方”。而大正天皇嘉仁作为明治天皇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其即位后的年号则取自《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1926年12月25日，裕仁天皇即位，改元为“昭和”。其年号出自《尚书》尧典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裕仁逝世后，皇太子明仁即位，成为日本第125代天皇。其年号“平成”则出自《史记》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参与年号命名工作的专家学者多为日本国内的汉学大家。据传“平成”正是由日本著名阳明学家安冈正笃（1898—1983）于1979年《元号法》成立伊始率先起草命名的。由于安冈先于昭和天皇辞世，此年号后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史学家山本达郎（1910—2001）再度提出并获最终采纳。此外，参与“平成”命名工作的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儒学家宇野精一（1910—2008），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史专家贝冢茂树（1904—1987），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家目加田诚（1904—1994）等知名学者。当时，宇野和目加田二人也分别提交了“正化”和“修文”两个方案，与“平成”同为最终候选年号。日本自步入近代以来，年号虽沿用汉字命名，但在日常表述时常用英文首字母代替，诸如M（明治）、T（大正）、S（昭和）、H（平成）。鉴于“正化”和“修文”的首字母均为S，容易与“昭和”混淆，故最终遭否决。可见，自“平成”起，日本政府在命名年号时，开始重视兼顾汉文意味和英文表述的均衡性。

现如今，日本国内并未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摒弃传统，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民众仍普遍使用年号制度，因而无论是政府公文、学术著作，还是街头小报、私人信件均可时常窥见“平成”二字。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其中固然保有对天皇制度的支持和天皇权威的尊崇，而更多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年号业已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标识之一。

(原标题：“平成”之后：历史上日本天皇年号由谁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