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变“现代奴隶制度”？

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出生于山东东营农村的21岁女孩王文丽，来到日本本州最西端山口县一个偏僻的城市。这里与王文丽的家乡隔著朝鲜半岛相望，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来日本并不是为了观赏樱花游山玩水，而是以“研修生”的身份去一家食品加工厂“学习”三年，名义上要在日本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带回自己的祖国，为中国工业发展和中日友好做贡献；而与大多数打工者一样，王文丽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挣钱，回家盖房”。

她被分配到山口县的一家食品加工厂，每天9点上班，6点下班，星期六加班一整天，只有星期天休息。工作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单调，只是反复将切好的肉块按照指定分量装入包装袋，工作时不需要与人协作，也不需要专业技能，站着装上一天，一周六天毫无变化，一干就是三年。

研修生们没有多余的娱乐，休息日就和工友们凑在一起用从中国带来的DVD碟机看看国内电视剧。

“工作上累，生活上闷，”2008年来到日本的王文丽，说起自己的研修生经历就是“累”和“闷”两个字，语言不通的她和老板没什么交流，遇到困难了只能和其他工友一起瞎子摸象般的瞎捉摸。为了来日本，王文丽向中介交了4000元人民币中介费和35000元人民币保证金，如果她中途放弃工作回国或者黑在日本，保证金就会被没收。再累再闷，也要忍著。

1950年代，日本开始接受从发展中国家来日本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外国学生，称“研修生“，初衷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支援。随着80年代后期日本“3K”（指“肮脏、危险、辛苦”）工作从业者不足日益严重，日本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只好交给“听话又便宜”的外国劳动力。“研修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和面貌，变成日本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方法。

可是，研修生的境遇并不如意。王文丽只是生活烦闷，与他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的刘德威说，“最怕生病，不知道该找谁，怎么办，花多少钱。”他在研修生期间曾患慢性阑尾炎，语言不通缺乏帮助，一直忍着，直到不得不进行手术。“我舅在大阪打工，最后去找他，他比较熟悉当地，带我去了医院。”

闷、累、病，这些都还只是生活烦恼与琐事，雇主剥削和侵犯人权才是研修生们面临的最大考验，也让部分研修生走向“失踪”乃至“犯罪”。

1990年，日本政府开放中小企业招收外国研修生，很快外国研修生赴日工作开始形成规模。研修期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而技能考试形同虚设，目的仅仅是保住“学习先进技术”的虚名。

王文丽正是随著这股浪潮，成为了那一年约7万赴日研修生大军中的一员。

第一年名义上仍是“学习技术”，所以每个月只有6万日元左右（按目前汇率约为517美金）的津贴。“熬过了第一年，第二年每月12万，可以加班领加班费，终于能存下钱了。”王文丽说。

2008年山口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时薪668日元（不到6美元），而王文丽第二年之后的工资也低于这个标准，仅为时薪600日元。

按照合同干满三年，王文丽如愿回家盖了新房。尽管过程苦楚，但她自认运气不错：“比起来，我们厂待遇算好的，有的厂听说有累晕过去的。”

从1990年代至今20余年间，来日研修生数量年年增长，2016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在日本的外国研修生人数超过21万，这些研修生分布在日本各地从事纺织、机械、农林、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来自中国的研修生仍居多，但随着中国薪金增长，中国研修生数量在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越南的研修生。

长时间劳动、克扣工资和隐瞒工伤等违反劳动法和侵害人权事件频繁发生，屡禁不止。2006年，劳动基准监督署整治了1209家违反劳动法的雇佣外劳的企业，由研修生本人揭发的违法行为达232件，根据推行研修生制度的“国际研修协力组织（JITCO）”通过巡回指导掌握的数据，违反劳动基准法和劳动安全卫生法，以及没有加入社保的违法案件达7397件之多，而被揭露出来的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2007年6月美国国务院人身买卖监视对策室负责人来日本提案废除研修生制度，多方批判研修生制度如同“现代版的奴隶制”。

2010年7月，在劳工组织等的不断抗议下，日本国会修改入国管理法，研修生不再需要第一年的“学习”期，从进入日本的那一刻就是一名受到日本劳动法保护的普通劳动者，法律还进一步强调了对外国劳动力人权的保障，并要求赴日研修生来日本之前必须学习基础日语。

法律修订后，研修生的人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外国研修生生活在极其低廉的薪水和高强度长时间劳动的阴影之下。

2016年11月29日，福井县大野劳动基准监督署向当地检察厅起诉五家缝纫企业的经营者违反劳动基准法。在这五家企业工作的32名中国研修生加班时间严重超过规定的每月50个小时，最多的一个月加班超过139个小时，是规定的三倍。

同样是2016年，由劳动局劳动基准部、入国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型纺织缝纫业聚集的岐阜县内，雇佣外国研修生并愿意配合调查的纤维制品企业中，有55%左右都没有依法支付加班费，50%的企业支付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致力于维护研修生权益的爱知县劳动组合总连合（爱劳连）榑送佐一议长，向我们介绍了最近处理的一个案例：某纤维行业工厂中，作为研修生来日本工作的越南女工，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加班费不足400日元，还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

有女工过劳晕倒后被工友叫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就医，雇主不仅不承认工伤，推卸责任，还谴责员工叫救护车在邻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给邻居添了麻烦”。

面对研修生们的抗议，雇主非常傲慢地骂道：“你们外国人只会做坏事，报纸和电视上都说了。”

黑心雇主提到的“做坏事”是一部分日本民众对外国劳动者根深蒂固的印象，从研修生制度实施开始，外国研修生就和“失踪”、“非法就业”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但这种负面印象究竟是否属实？榑松向我们出示了由劳动组合获取的、2016年9月至10月的最新失踪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研修生失踪存在着很大的行业差，建筑行业的失踪人数最多，占该行业外国劳动者的14.3%，也就是说每7个研修生就有1人失踪。而同样是低薪金超时间劳动的纺织业，则只有0.8%的人失踪。失踪意味着潜逃，或者更糟糕的命运。

“建筑行业会受到天气等影响，开工日不定，研修生不能获取稳定的收入，而他们为了来日本都在祖国交给中介100万日元，有很大的回本压力，” 榑松解释道，“另外，建筑行业人员经常靠暴力解决问题。很多研修生在职场被打，有苦不能言，只好逃跑。”

建筑行业没有考虑到研修生所背负的生存压力，贸然引入大量外国研修生。

同时法律没有给予足够的规范和指导，最后导致了这种恶果，到头来“做坏事”的恶名落到了外国研修生头上。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考虑行业的特性，在细节上规范和强化法律，保护雇佣双方的权益。” 榑松总结到。

接纳外国研修生引发了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可在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环境下，在移民政策迟迟不能被日本社会所接纳的现状下，通过外国研修生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富山县南砺市荒木町因为中国人研修生的减少，甚至凑不出足够的青壮年在传统祭典上抬神轿。

为了更好的保护研修生权益，也是保障劳动力的可持续补充，2016年11月，日本正式通过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适正法，规定研修生的薪资必须和日本人同等待遇，研修生期限从3年延长至5年。并新设“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对雇主进行监管，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立刻取消雇主的雇佣资格。与此同时，允许严重缺乏人力的护理行业雇佣外国人研修生，并且不设国别限制。护理行业同第二产业不同，需要面对面进行服务，对于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要求更高，工作难度更大。

与前辈王文丽相比，2015年5月才来到三重县零件加工厂做研修生的张呈，赶上了更好的时代。

张呈今年24岁，在工厂里负责操作数码机床，在来日本之前一直从事手机维修行业，“工作上有问题就问工厂里的技能者。就是开始的时候怕学不会，压力有点大。”

技能者是工厂里负责教研修生技术的技术老手。因为张呈在国内中介接受了3个多月的日语培训，所以可以和技能者用日语进行简单的沟通。当地的劳工组织会定期和研修生及雇主沟通，充当桥梁解决问题。“如果生活上有问题就找劳动组合（编者注：日语，意为组织）的老师商量，生活上过得不错，就是吃的不习惯。”张呈告诉我们。

他说来日本一方面想挣钱减轻父母负担，另一方面也想趁年轻出来看看，于是周末休息时偶尔去旅游，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等城市都去了个遍，非常赞赏日本对历史建筑和文化的保护。

“干完就想回去，不再回来了，”张呈说。虽然没存下什么钱，也没想好回去要做什么，但他却决心不再来日本，原因很简单，“日本菜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