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北京大学

人口所教授

2015年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比例达到23.3%，创历史新高，继续居世界首位。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开始大于15岁以下少儿人口规模。一方面，随着医疗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长寿化、高龄化导致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生育行为受到生育成本制约，生育率持续低迷。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4月1号，日本全国未满15岁儿童为166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2万人，少儿人口规模连续31年呈减少趋势。此外，少儿人口比例出现了连续38年下降，2015年少儿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3%。根据联合国统计，在拥有4000万以上人口的27个国家中，日本的儿童人口比例最低。近年来，日本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日本政府为此头痛不已。虽然日本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奖励生育，无奈不少日本人仍然觉得养育子女是一项沉重负担，甚至连结婚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据2010年统计，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达到35%，甚至35-39岁女性的未婚率也达到了23%。而35-39岁日本男性的未婚率更是高达35%，超过20%的日本男人终生未婚。大量未婚人口的存在导致已婚生育率大大下降。日本有学者警告，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一千年后日本人将不复存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强力夹击使得大和民族的前途暗淡。

“少子高龄”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头号国家危机。日本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始于1970年代初，二者已然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存在着一头沉一头起的跷跷板效应。一端是严重少子化，另一端是重度老龄化。一方面，少子化给日本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资源的匮乏，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内需不足。日本总人口将于2060年减少到8600万，届时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由2015年的8173万减少到4418万,受此影响日本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将由2011年的6.7%降至3.2%。另一方面，老年高龄化给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全称是年金保险制度。日本公民在20～60岁连续缴纳25年年金，65岁之后就可以将这部分年金取出使用。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使得支付年金的人越来越少，而老龄化使得支取年金的人却越来越多，二者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人口危机动摇了日本的养老福利体系。

在应对人口危机方面，日本政府采取的综合对策指向明确，就是鼓励生育：

首先，立法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日本国会决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同年9月实施。2004年6月，日本依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首部少子化对策大纲,此后每五年修订一次。2015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少子化对策方针——《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大纲指出,少子化“已处于可能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基础的危险状态”,提出将今后5年定位为集中处理少子化问题的关键期,着力从五方面入手解决少子化。大纲明确提出把在妻子生产后男性休陪产假的比例提高到80%,并首次提出减轻3个子女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希望大纲的推出能促使日本全社会共同行动,营造有利于结婚、生育、育儿的社会环境,并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社会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

其次是鼓励婚姻。在日本只要年满16周就可以在得到父母允许的情况下结婚生子，20周岁的年轻人，就可以自由决定婚姻生育权利。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姓氏选择权”。日本的传统是结婚后妻子从夫姓，孩子从父姓，但是随着现代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高，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在结婚后让女性享有姓氏的选择权，孩子也可以随母性。这样一定程度上能鼓励年轻女性结婚，而结婚人口增多就可能提高婚内生育率。

再次是增进生育福利。日本不断优化和强化鼓励生育政策，除了生孩子住院给予费用补贴外，生下来后每个月给牛奶金补贴，最近提出只要生下第一胎就能收到政府补贴1000万日元，还有各种奖励多胎等政策。日本妇女享有的产假和育儿假期合起来的时间长达一年左右。对生病儿童的照顾也有假期。日本从1972年起就断续施行了儿童津贴制度，每月补贴数千日元（1万日元约合524元）。早期的儿童津贴制度对儿童年龄等有较多限制，有些仅限于儿童3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并且对家庭收入有限制。而2010年施行的儿童津贴制度则取消了家庭所得限制，规定15岁前每月可领取1.3万日元。2012年这一政策又有变化，对家庭所得有所要求，并且对3岁以上和3岁以下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1.5万日元和1万日元的差异补贴。考虑到巨大的育儿成本，这一津贴只不过杯水车薪。

第四是加强社会支持。日本有很多保育园和幼儿园，配备专业的育儿师，这样会给很多双职工家庭带来便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鼓励他们多生孩子。在日本，孩子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50%以上的费用是国家支付，只有20%左右的费用由孩子父母负担，而且费用的多少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状况来决定，比如收入高、缴税多的家庭需要交的学费多，反之则少。

由于日本妇女婚后继续工作的情况在增多，而日本家庭通常没有长辈带孙辈，所以对保育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1994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天使计划”，完善保育服务制度，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待机儿童0作战”计划，2004年又提出了“儿童、育儿支援计划”。2014年日本全国的待机儿童还有2万多人，说明日本的入托难并没有完全解除。

第五采取积极的国际移民政策。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就业、留学和定居，获日本国籍的其享受的生育补贴政策基本与日本人相同。

2015年，日本总人口数1.26亿，中国人口却接近14亿，庞大的人口总量掩盖了许多问题。相比日本，我国刚刚开始意识到人口大国也存在着“高龄少子”问题，并试图通过全面二孩政策来避免过低的生育率，但这种改革的面既不宽，力度也不够大。其实，中国的人口危机潜伏着比日本更巨大的惯性和负能量，但危机的性质与日本相似：首先是人口

低生育和少子化问题，其次才是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两大问题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

对于日趋严峻的少子高龄化问题，中国并没有真正警醒，还深锁在人口太多假象的迷雾中，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大雪崩、长期的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下行新常态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日本人口少子化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遏制少子化进程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人口问题具有慢热性，好比温水煮“青蛙”，事到临头往往已经来不及。日本总和生育率1970年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TFR只有2.13，少子化初露端倪时就已经蕴藏了更低生育率的内在趋势和强大惯性，这时就要采取鼓励措施以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日本并没有把控人口内在态势的觉悟和行动。果不其然，在自然状态下，日本于1973年TFR迅速下降到1.57，于是朝野震动，这就是著名的“1.57 shock”。对于少子化问题,日本的反应是滞后的，这是一个教训。2005年，日本生育率达到最低，仅1.25，而中国低生育率来得更早更低，2000年达到1.22,2015年只有1.05。

从1980年开始，中国通过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力量推动了人口少子化的进程，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专门出台了应对少子化危机的社会对策，抓住了少子老龄化的源头问题。如果说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健康、贡献以及与社会的亲密、和谐，那么老龄化问题的源头就是维护好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动态平衡，使得亚人口之间能够互相依存。比较来看，中国还匮乏强有力的家庭友好-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政策，严峻的少子化态势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放宽生育政策，否则很难避免更低生育率的危机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