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冈田武彦先生发起修建的落星亭。

昨日，贵阳市“知行之旅·发现阳明”国内采访团一行来到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寻访修建于此处的王阳明落星亭。

嘉靖七年（1529年），57岁的王阳明先生星陨赣州大余县青龙铺，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1994年，来自日本的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缅怀先贤，在大余县青龙铺建起了王阳明先生的纪念碑亭——落星亭。

冈田武彦先生不仅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阳明学家，也是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曾组织国际第一批“王阳明遗迹探访”活动，多次来到中国探寻王阳明先生的足迹。在采访团的此次踏访中，从余姚到绍兴再到赣州，冈田武彦这个名字处处可闻。

2004年，冈田武彦先生与世长辞。经过多方联系，本报日本特派记者于日前专访了冈田武彦先生的弟子疋田启佑。通过疋田先生的叙述，我们得以了解冈田武彦先生与阳明学、与贵州省的点滴交集，借此勾勒一帧冈田先生为人为师的剪影，探寻阳明心学在现实维度对于日本的影响力。

冈田先生五次到访中国

记者：听说您曾来过贵州探访王阳明先生的足迹，是和冈田先生一起来的吗？能具体讲讲来贵州的情况吗？

疋田启佑：我记得最开始去的修文龙场是一处什么都没有的树林，后来被告知那是阳明洞。我还记得当时洞里有石棺，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我再到修文县时，阳明洞已经建起了漂亮的纪念馆，变成了景点，我还看到了冈田先生所写的王阳明像铭文。

记者：冈田先生生前曾五次到访中国，重走阳明路。除了贵州，您还和冈田先生一起去过其他哪些地方？寻访阳明足迹的路上，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

疋田启佑：我和冈田先生一起到访中国五次，绍兴的阳明墓揭幕之行、余姚的瑞云楼之行、修文龙场之行都随冈田先生同行。我们第一次到余姚时，王阳明出生的屋子里还有人家住着；后来再去的时候，这户人家已经搬走，屋子变成了纪念馆。

我没有去过王阳明去世的江西省，但听说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落星之处祭酒落泪，很希望自己也能去一次。

记者：在中国，王阳明先生的故居、墓地、雕像等很多是冈田先生在日本募捐修建的。您了解当年这些募捐的故事吗？

疋田启佑：我曾和日本国士馆大学的志贺一郎教授（注：志贺一郎教授也曾到过贵州）、中国社科院的蒙培元教授、张春波教授一起到过王阳明之墓。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墓地已经被完全破坏，墓石四处散落。后来，冈田先生和浙江省科学院的王凤贤教授、钱明教授主持将墓修复。关于修复的资金组成，不仅有来自大学内部的部分，也有来自冈田先生讲学机构相关人士的捐助。另外，还收到来自安冈正笃学会人士的捐款。

研究日本近世文学需要古汉语基础

记者：平日里，在教书育人做学问方面，冈田先生一直以王阳明先生为榜样吧？

疋田启佑：和冈田老师相识时，我还是一名学生。冈田先生是一位心胸宽大而又极富人情味的老师，思想灵活不僵化，待人平等无间，像是一口汲取不尽的知识之泉。他虽以精读典籍为本，但眼界十分开阔。

记者：您最开始是怎么接触阳明学的，又为何选择当冈田纪念馆馆长？

疋田启佑：我是1970年开始研究阳明学的。我在1960年从九州大学国文科（日本文学专业）毕业，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日本的近世文学，因为相关研究需要有古汉语基础，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中国哲学史。最初，我跟随山室三良教授研究老庄，后来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产生了兴趣，因此转而跟随冈田武彦先生研究日本近世思想。在日本从近世（注：到江户时期止）到近代（注：幕末之后）的转折期，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便是阳明学，最终我将研究重心放在阳明学上。

记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冈田武彦纪念馆的情况吗？有中国游客过去吗？

疋田启佑：2004年10月17日冈田先生逝世之后，受过冈田先生教诲的人捐款修建了冈田武彦纪念馆。纪念馆首任理事长是九州大学的福田殖教授，我从2011年开始担任第二届理事长。纪念馆的地址在福冈一个叫做“秋月”的乡村里，平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常规活动之一是以“东洋之心学习会”为主题，每月在福冈市的中央市民活动中心举行讲座，我每两个月会去做一次这样的讲座。

在开馆之初，曾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的老师光临纪念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记者：听说您和冈田先生经常举办面向日本市民的讲座，能和我们聊聊吗？

疋田启佑：冈田先生认为，好不容易掌握的知识和学问应该让更多人知晓，让更多人受益。他尽量满足来自社会的讲学请求，做了很多阳明学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我的学问虽然尚未达到先生的境界，但只要有人需要、能够带来帮助，我都会尽力将我的所知所学传递给大家，这种传递的过程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帮助。

为“西日本文化协会”举办的市民讲座就是从冈田先生开始的，我则受冈田先生委托延续了下来。此外，我还在福冈县文化联盟的市民大学里开设类似讲座。

东洋哲学更强调调和人际关系

记者：您觉得阳明学在日本影响最深的是哪些方面？

疋田启佑：现代的思想虽然以欧美追求合理、科学的思想为中心，但这样的思想在人心和人性上有所欠缺，当然，这两点在欧美可以通过宗教来补充。而东洋特别是中国思想与哲学中，本身便具有注重人心之诉求的部分，其世界观极富伦理性。其中，在幕末到明治维新时期，又以阳明学影响最大。“万物一体之仁”“致良知”等圣人志向的思想，带来了一种向着梦想与理想努力的人生观，这也告诉了现代人，阳明学中最重要的是强调“知行合一”即实践的重要性。

在《安冈正笃与儒教的现代化》一文中我曾写到，有学者认为以中国儒学为中心的东洋哲学相比权利更加强调义务，比起遵守规则更加强调调和人际关系，强调“和”。这种哲学带来的处事方式，在东亚的经济成长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