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复杂的存在。而更多的世界人则会首先把它当作一个经济强国。它将堪称空前的富裕、极其稳定的社会和显而易见的和谐结合在一起，是当今最成功的工业（甚或后工业）经济体。

尽管近期日本遭遇了各种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尽管一水之临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但根据大多数指标的显示，日本仍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而全世界仍旧有无数的迷弟、迷妹，都在消费日本的商品和文化产品，包括动画片、家用电子游戏、汽车、半导体、管理技术和武道。

日本无疑是当今世界“现代性”的象征，它既陌生又熟悉，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这样一个多种意识形态碰撞交织的国家是如何将这些意识形态统一的，这种“后现代社会”的形成让日本成了怎样一个国家？

读书君今天推送的文字和书本，也许大家能够一窥一二。下面的小文选自《现代日本》（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译林出版社，【英国】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 著）

现代日本城市高楼林立

01 5、60年代快速发展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第二

日本社会在战后初期经历了惊人的变革，恐怕唯有明治早期之变才能在规模上与之相提并论。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出现了经济奇迹，但这数十年却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动荡不安。

人民中的大多数迈出了很实际的一步——不考虑结果，投身工业、重建他们的国家。在1950 年代早期，日本政府试图以第一次“产业合理化”浪潮来启动建设进程，瞄准钢、铁及煤矿开采这样的核心工业。获得近7500 亿日元投入的金属行业急剧发展。一度遭到破坏的钢铁工业也受益于惊人的增长，至1959 年，战后日本这一行业的盈利水平已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种增长既是得益于在朝美军的巨大需求，也是得益于不断从欧美涌入的新技术。由于日本不必为研发投资（现成的技术可以从外面买来），故而增长很快。

金属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其他产业，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巨头都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中起家：日产、丰田和五十铃都为美军造车，美国提供设计，但制造是在日本。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日立、松下等厂商开始制造洗衣机、电视机和冰箱，1950 年代后期，这些产品的产量至少各自增长了8倍。1956 年只有1% 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至1960 年，拥有率已超过50% 。

说到区别，同样是快速增长，1960 年代的增长要更快一些。池田勇人首相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于1960 年开始运作，这一计划希望在10 年间令日本的国民财富翻番。这一空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低估了日本经济的膨胀速度——197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 年的三倍，这意味着12.1% 的年均增长率。 至1960 年代末期，日本消除了之前一直间歇性拖累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那些喜欢谈论“经济奇迹”的人应该记得，在1950 年至1970 年间，所有工业经济体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日本的增长本身并不特殊，只是速率（年均超过10% ）确实出挑。

也许日本的增长中最受热议的“独特”因素要数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发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通商产业省和其他部门（尤其是财务省）在日本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 “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 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60年代的日本青年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 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 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同样是在1964 年，东京还自豪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已经重回国际社会，而且还是富足的、值得尊敬的一员。1950 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 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1960 年代之前，在扩大后的教育体制中就学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精英的象征。靠社会地位或金钱手段进入一流公立大学（前“帝国”大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好的大学的入学名额分配几乎完全与日本全国人口分布相匹配，这在日本历史上（或许在世界历史上）可算史无前例，充分证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分布广泛、入学容易、教学质量均一。

这一成就的副作用则是，需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围绕东京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尤为（且至今仍然）惨烈。备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甚至比他们那勤勉努力的“工薪阶层”父亲工作的时数更多，许多（经济上有条件的）学生则到特殊的义塾（补习班）上课，以尽可能地增加自己考入心仪学校的机会。

尽管考入大学一事具有精英性质（或许正因如此），进入合适的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前途而言仍然极其重要。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其同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少数，她们将有机会选择政府或大企业的顶级职位。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教育领域的巨大成绩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展露远为黑暗的一面。尽管女性在法律上已同男性平等，她们在社会中仍然从事有别于男性的工作。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常从事助理工作，并且一旦结婚雇主就希望她们辞职，直到1966 年高等裁判所作出“结婚辞职制”违宪的裁决。性别政治进程缓慢。少数族裔（尤其是战后居住在日本的54 万韩国人）和社会少数群体（尤其是部落民）继续遭受社会歧视，这成了“跨战争”的现象。 尽管法律保护这些群体，但社会的一些部分依旧“下有对策”。

经济成就的代价还包括严重的环境危害和污染。由于扩张的城市占据了海岸附近稀少的平地（日本有约80% 的土地因多山而难以开发），森林被挤入了山间。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总量巨大、缺乏监管的化学废渣，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早在1950 年代，人们就在控诉汞中毒和镉中毒，前者后来以发病地区命名，被称为水俣病，后者则因症状得名骨痛病（itai-itai-by.,日文意为“痛痛病”）。然而直到1970 年代早期，原告经历的痛苦始得承认和赔偿，恰当的环境法规始得施行。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02 反成规的太阳族:道德上玩世不恭 推崇单纯残暴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 年代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 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

太阳族

青年石原慎太郎

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才过去14 年，一场被称为太阳族的青年运动已在日本兴起。运动的英雄是24 岁的名人、花花公子石原慎太郎，他1955 年创作的小说《太阳的季节》为同辈青年定下了基调。小说讲述了一对兄弟共有一名女友的故事，取得了极大成功——收获了颇有声望的芥川奖，同时还成了一种流行现象。 仅仅一年之后，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其他小说和电影纷纷迅速跟进，都表现同一类主题：太阳族追求反成规的（有时不过是无意义的）暴力，在道德上玩世不恭，推崇单纯的残暴、愤世嫉俗和放纵。 石原本人成了偶像，似乎活在他的小说和电影描绘的生活之中。与伦敦的“泰迪男孩运动”一样，太阳族形成了一种服饰风格：城市男性留着“慎太郎”发型，穿夏威夷式的运动衫、宽松的拜伦式衬衫、飞行服和山羊皮鞋；女性则留染成红色的披头士式发型，穿斗牛士裤。石原后来在1999 年当选东京都知事，至今仍是争议人物。

《太阳的季节》电影海报

太阳族运动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更宏观的潮流。在流行文化摆向右翼时，它以（文化和身体）暴力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张力的释放。1950 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其中较早出现的作品有1953 年的《姬百合之塔》，描绘冲绳的年轻女孩为避免成为美军俘虏而自杀。小林正树导演的《厚墙壁的房间》也于同年问世，该片让人想到美军在战争中的品行正如日军一样恶劣，还暗指许多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受到的惩罚不公正。仅仅在一年之后，著名的怪兽大片《哥斯拉》上映，讲述原子弹爆炸如何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把巨大的怪兽带到世上。1950 年代有数十部电影问世，这些影片描述战时日本士兵的表现，描述日本黑帮如何保有日本传统的“荣誉感”和“勇武”精神，描绘武士，描绘怪兽。

03 认同危机：代表人物大文豪三岛由纪夫竟是这样的男子

人不能仅靠物质富裕过活，这一点在后来的1980 年代逐渐凸显；经历了1950 年代的戏剧性事件，经历了十年前的太阳族运动，日本的国家认同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此时，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情绪；天皇在1961 年授予他文化勋章，1968 年他还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此奖项的首位日本作家）。川端的作品通常很美，被看作一曲曲失落日本的挽歌。评论家一般认为《雪国》和《千只鹤》是他的杰作。川端似乎认为他自己是个引路人，传统日本文化可以经由他得到保存并传承给战后的几代人。此外，不分国界的读者都容易从川端的作品中获得愉悦，因为它以异国的、不具威胁的方式表现日本，这对西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1950 和1960 年代，他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讽刺的是，他在日本国内的声名部分是缘于他的国际声名。这与1950 年代石原作品的境况形成了鲜明至极的对比。

三岛由纪夫

作家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处在同一个时代，是川端的朋友；他的情况体现了态势的转变——日本的认同转而依靠武勇和暴力。1950 年代，三岛发表了一系列惊人且复杂的小说，例如《金阁寺》、《禁色》和《假面的告白》，这令他一举成名。

他选择大胆的主题，比如同性恋及性与暴力的关系。1950 年代中后期，三岛逐渐开始对他自己的身体和武道感兴趣；他开始健身、练习剑道和拳击，并像电影明星一样展示自己。许多三岛的传记作者在事后回顾时怀疑，这就是某种受虐狂式自恋紊乱的肇始。

如川端一样，三岛同样认为他的生活和作品应以某种方式表现日本。然而，尽管这两位重要的小说家皆有细致的审美感觉，他们眼中的日本却大相径庭。对于三岛而言，安保斗争着实是个转折点。

三岛并不表现过去十年的终结，他更关注的是，岸将日本视作武勇之地，而日本社会在这种景象面前退缩了。他希望进入自卫队受训，遂向友人佐藤荣作首相请求获得特别准许；由于三岛声名显赫，佐藤便同意了。与此同时，主流文学界开始同三岛的见解保持距离。在一些访谈中，三岛称天皇在战后被迫否认其神格是一场悲剧，还主张战时国体代表真正的日本——美国人阉割了日本、毁灭了日本的精神。他声称，日本人在战后产生了价值观方面的困惑，这正是恢复传统日本理想——武士道——的大好时机。最终，他在1967 年成立了楯之会（Tatenokai ）这一秘密的准军事团体。佐藤首相甚至向三岛提供了一些资金，以支持团体的运作。

与此同时，反越战示威在日本各个城市此起彼伏，有些汇流成和平集会，也有些形成激进的学生运动。1970 年11 月25 日，三岛和一批楯之会成员渗入东京某军事基地，将益田兼利将军扣作人质；三岛自己则站到阳台上，向着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说未能引起军队的任何反应，因为军队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然后他回到将军的办公室，并以传统的方式切腹自杀，显然是因为他不能在受到西方现代性严重损害的日本生活下去。

必须指出，三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的行为和观点在日本所获的支持并不多。

事实上，人们的总体反应似乎是不理解。据说三岛的朋友和赞助人、首相佐藤荣作表示，他认为三岛精神错乱了。 三岛至今仍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不过，存在于川端（他也在数年后自杀）和三岛之间的文化空间，揭示了整个1960 至1970 年代日本认同危机的维度。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创生过程中，两人都呼吁回归传统日本价值，但他们未能就价值的内容达成一致。

04 泛着泡沫步入后现代的日本:不知自己到底是啥地位

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一系列反应。1973 年和1978 年的石油危机引起滞胀、衰退和失业，各国因此步履维艰，日本经济却在整个1980 年代保持着年均5% 的增长率。1980 年代末，东京证券市场的市值占全世界市值的40% ；日本地价高得离谱（有一个时期，东京比整个加拿大还贵）。一种极端将日本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全球化怪兽，认为它企图锻造一个巨大的战后帝国，只是把“共荣圈”的子弹换成了日元：“排日风潮”成了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 另一种极端则把日本当成一个神秘的、令人振奋的经济发展模范；一系列民粹主义书籍问世，宣称会揭示日本工作伦理、儒家组织结构、武士道精神同商业成功之间的隐秘联系。“工薪阶层武士”的形象被生造出来，引得全世界众声喧哗。

与此同时，尽管日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据称已成均一的中产阶级，拥有共通的生活目标、享有利用日本这一富裕国家的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日本社会在进入1980 和1990 年代之后，仍然对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不甚确定。

“日本人论”研究急速增长，日本人阅读了数百部试图从伦理、心理、社会学和宗教的角度阐释日本人民独特性的专著。新的一代人被称作“新人类”（shin jinrui ）。他们为日本的富裕而感到自信和自豪，却对上一代人经历的艰辛一无所知，满足于财富。 银行随随便便就放贷，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名大阪妇女仅为小型连锁餐馆经营就从日本兴业银行获贷20 亿美元，后来因为听从灵媒的财务意见，她的钱在股市里泡了汤。最终证实，她在餐馆的所有权契据上造了假。商界和政界的腐败似在增多，1985 年是洛克希德事件，1988 年又是利库路特案，在这些闹剧上演之后，人民不再信任他们的政治家。

日本街头的青年人

日本公民中的“新人类”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人生静静地、无私地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这一代人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抱怨没有时间享受日本的富裕成果。过劳死成了常用词，为了防止因工作而过度劳累的人崩溃或自杀，甚至还设立了紧急热线。与此同时，上一代人抱怨“新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意识和纪律，正是社会意识和纪律塑造了上一代人的战后认同。

新人类不再接受“终身雇佣制”的安排、不再向一个公司奉献，其中的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他们从一批雇主那里寻求可自主支配时间的工作，便于旅游、便于让工作适应其他生活需求。强调休闲、强调不依存于工作的认同形成方式，这体现在各种“小众”或亚文化的创生上——办公室女性和大学女生接纳了新形式的“现代女孩”概念，界定了一种以泛滥的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亚文化，通过名牌手袋、欧洲鞋款和风尚发型来建立其认同。1990 年代，这一潮流开始搭上援助交际（有偿约会），即年轻女孩（一般还在上学的年龄）与年长的男性约会，男性向这些女孩报以最新的消费品。然而大体上，“现代女孩”是一种休闲时间的认同——在工作场所或学校，同一个“现代女孩”会身着制服、表现完美。一些作家——例如吉本芭娜娜，她的名字在日语和英语中都是刻意搞笑——在其作品中捕捉到了这种亚文化及其道德实验。

“现代女孩”之外还有其他亚文化，例如代表性的“御宅族”（otaku ）：通常是指着迷于某项主题——常常是电子游戏、动画、漫画这类“不合群”的活动——的年轻人。“御宅族”会收集大量某个主题的作品，还可能花上整个周末“cosplay”（真人扮演）他们喜爱的角色。

这些新消费主义亚文化的发展触发的反应被一些人称作“御宅族恐慌”。 尽管有证据表明，“现代女孩”和“御宅族”仍然胜任工作、仍然比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社会（除了韩国）的人工作更长时间，评论人士还是认为，这些“小众”显示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空洞化”。 老一辈害怕他们的国家出现道德和文化的崩溃。一股保守的潮流要求保存更传统的日本。

然而，在一些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例如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之父）看来，这种社会运动显示日本社会正在穿出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的状况，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再是社会物质欲望的奴隶，而是享有为自己定义生活意义的自由。后现代日本关乎个体，丝毫无关日本。

1989 年泡沫经济崩溃、昭和天皇死去，在此之后，绝望情绪成了1990 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的特征。过于自信的经济不自然地膨胀，股市因无法承受而崩盘，日本的文化自信也受到了挫伤。 尽管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它仍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中保有贸易顺差，社会对于羊和政治家（在1980 年代的腐败案中就已遭到质疑）的信任却已被打破。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面临空前的国际压力，须在世界事务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日本在应对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犹疑不决（且仅作出了财政上的回应），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日本还是没能确立清晰连贯的战后认同。

传统与现代并济的日本究竟是什么地位？

1990 年代中期，一连串危机触发了围绕日本认同和角色的更深层次反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说这一问题在海湾战争期间浮出水面，那么1995 年三个美国军人绑架并强奸了一名12 岁的冲绳少女，则使上述问题成了切肤之痛。如今日本已凭自身努力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关于缘何仍应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保留军事基地的争论由来已久，冲绳的事件重启了争论。事件发生当年，一批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企图使日本人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野心和行径自豪，以此修正社会对20 世纪日本历史的认知。在一些人，例如在颇有市场的作家和批评家加藤典洋看来，日本对待其过去及其认同的方式近乎病态：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社会病了，如同受虐狂和精神分裂者，因此需要坦诚地讨论什么才是日本真正的认同。

05 日本该怎样成为正常的国家:正视历史

如何正视自己的历史

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小泽一郎强势地提出了日本国内的一项重要议题，即日本表面上的反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否导致它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不正常国家 。在名作《新日本蓝图》（1994年）中，小泽呼吁日本应最终摆脱“战后心理”、不要再关注太平洋战争的后果，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所说的“正常国家”，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 书中一个广为人知且激起争论的例子是，小泽声称日本作为慷慨缴纳联合国会费、数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

日本欲在国际上成为“正常国家”—自1990年代早期起，这一问题已经遍布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且至今未获解决。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可以就“日本的双生缺欠”来有效地表述这一难题：首先，日本缺乏“正常”的能力（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配以使用军队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意愿）；其次，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指在“学会面对过去”和向邻国道歉这两方面，日本显然不合格）。

事实上，日本的能力缺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它的自卫队是世界范围内科技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之一。尽管日本维持严格的“无核”军备政策，但它早就具备建造此类武器所需的技术实力，并且拥有航天计划和必要的运载技术。日本确实没有能力建立一支针对海外的侵略力量，但它的防御能力却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它还拥有一系列“已露端倪”的技术，能够助力日本对亚洲大陆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简而言之，尽管它的自卫队（就人员数量和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而言）规模不大，“非军事”的日本却是亚洲地区最具威力的国家之一。

换言之，日本“能力缺欠”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和文化，而不在于物质条件。小泉纯一郎在其首相任期内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2001年），使得日本能够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部署自卫队支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自此以后法律上限制日本军事行动的屏障已被严重削弱。事实上，日本对“和平宪法”的变通阐释与宪法第九条之间存在的差距，已经引得许多人要求修订宪法本身，以使宪法同现实相一致。这种意见常常导致悲观的指责，认为日本表面上的“和平主义”更多地是着眼于公共关系而非实质性的，认为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正固守着它自己构造的二战受害者形象。

我们于是面临日本的“合法性缺欠”问题，自1990年代至今，这就一直是个核心的、不安定的、普遍的议题。从许多方面看，它可以归结为一种指责，即日本和日本人是在以某种方式否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认他们自己的历史，或者说由于冷战期间来自美国的特殊扶持，他们未能“学会面对过去”。

（感谢译林出版社提供文字）

|关于书|

作者: [英] 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原作名: Modern Japa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译者: 顾馨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