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曾被日本称“支那” 源自佛经“秦”音译

第一个将“支那趣味”从概念付诸行动的是谷崎润一郎。大正七年（1918年）十月，他从下关出发搭乘邮轮到釜山，接着搭乘火车经朝鲜半岛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一路南下，最后落在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他视为江南的区域，行程前后两个多月，终于将梦寐以求的异域——中国江南风景看饱。

江南是谷崎润一郎心目中精神故乡，是文学艺术的天堂：富庶安逸，风光明媚，饮馔精炼，才子佳人辈出。相对于山明水秀、温和优雅的江南风物，沿途所见北方粗旷苍凉的气象难以令他感到愉悦，谷崎对中国江南的心仪基本代表了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文人心中的中国意象。显然，谷崎眼中的中国是经过选择的，是根据自己的情趣选择之后的图景，不过他的中国之行很美满，回去之后还念念不忘，以致八年后又来重访。

大正小说家、诗人佐藤春夫则取道海路，从日本神户经彼时已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前往厦门、漳州游历，并留下不少百年前闽、台区域的真实影像。像谷崎一样，佐藤在中国南方所寻找到的，能够慰藉心中“诗趣”的景观，也是经过选择的。关于这段游历，佐藤在他的的中篇小说名作《鹭江的月明》中这样写道：

水路行到一半，来到浮现出几个小岛的地方，夕阳在眼前缓缓西斜。西面的群山上，微微的夕雾如烟霞般消散。脱去霓裳的这段连绵不断的群山，和开始变得复杂的鹭江沿岸的起伏，在落日下为荷叶涂上了浓重的阴影。此情此景，“我”不禁感叹道：这美好的黄昏充满了“我”所期待的“支那情调”的浪漫和诗意。

大正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也在1921年3月前往中国。芥川的中国之行历时三个月，他连续行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九江、庐山、长沙、北京、大同、汉口、长沙、郑州、洛阳、天津等城市，水陆兼程，可谓马不停蹄，行程范围之广也是谷崎、佐藤等其他作家所不能比的，这对于体质孱弱、疾病缠身的他来说，可谓壮举。

与谷崎、佐藤一样，芥川也是日本现代作家中接受过汉文学熏陶的最后一代知识人。他从幼年起就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他心目中的中国也是浪漫、传奇的代名词，是寻找异国情调和梦幻乌托邦最合适的域外空间。在这一点上，芥川与谷崎、佐藤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谷崎、佐藤的中国行纯属个人趣味的探险，芥川的中国之行既有作家个人的憧憬和期待，同时他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身份前往中国，要向日本国民报道一个“当今中国”，其行程和内容是事先规定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正经历着磨难，这与诗文中所描绘的优雅、浪漫的国度相差何止云泥！芥川后来写了《中国游记》，记录的正是这次中国之行，书中通篇都是梦幻破灭的哀叹和愤懑，通篇都是对中国现状种种不堪的描摹和书写：码头上脏兮兮、面貌可憎的包车夫；租界内耀武扬威的英国水兵；马路边上柳树上挂着犯人首级的郑州城门；霍乱与痢疾横行的长沙；铁锈般变色的长江流水；中国人不得入内，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公园；除了味觉和果腹之外，不能得到其他满足的中国菜等等。

曾经风华绚烂的古老文明步入颓境，山河失色，令芥川失望甚至不屑。游览秦淮河时，他说“自桥上望去，秦淮河乃极平凡之河沟……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这般风景已不能再现。所谓今日之秦淮，已成俗臭纷纷之柳桥”。尽管如此，行迹所到也有令他心仪的地方，比如底蕴浑厚的老北京。旅途中，他在写给友人的书简中抒发了对北京的留恋之情：“北京不愧是皇城之地，就是在这里住上两三年亦无妨。”又，造访北京的第三天，他还在给诗人室生犀星的信中就写道：“来北京三日，已对此地迷恋不已。我若不能在东京居住，能住在北京，也算得上得偿所愿了。昨夜于三庆门听戏归途经过前门，一轮上弦月悬挂在城门上，景色妙不可言。与北京相比，上海则有如蛮市”。

大正时代，日本已经成为亚洲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军事扩张建立大日本帝国，贫穷、落后、分裂的旧中国成为日本首要的侵略对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批来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不知不觉带着先进国、殖民者的西洋眼镜和优越感打量中国的一切，就像更早之前，强势的西方人用好奇、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东方的淳朴、落后以及浪漫。有的人只看到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某个侧面；有的人则对不想看到的视若无睹，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再加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看到的都不是完整的、真实的中国。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周朝晖，原题：大正时代︱风靡一时的中国旅游热

1、（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

3、（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