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警察和军队的百年撕逼:解密二者之间形同陌路的真实原因

在人们的观念中，军队和警察都是为了护佑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而存在的组织机构，两者之间理应通力协作，起码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偏偏奇葩的日本军警是个例外，双方互相不服、互相厌恶近百年，连战败投降都没有了却它们的恩怨，令人瞠目结舌。

“警察厅”是现今日本最高警务管理机构，这里面有个神秘部门——自卫队监视处，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多维度全天候监视自卫队的一举一动，防止自卫队发生任何异动，否则，日本警察将采取“一切断然措施”，绝对禁止自卫队有丝毫越轨举动。

这源于日本警察在战前吃过军部太多的亏。1932年5月15日，20多名海军军人突然闯入首相犬养毅官邸将其刺杀，警察来不及作出反应；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警视厅（东京地区最高警察管理机构）直接被陆军叛军部队占领，内务大臣险些被杀。为此当战后自卫队成立时，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对此始终深怀戒心。

当日本文坛大咖三岛由纪夫于1970年11月25日劫持东部战区司令益田兼利后号召自卫队“起义”时，东京警视厅高度紧张，派出10多家直升机在事发地上空盘旋，直到三岛自杀才松了一口气；无独有偶，1992年10月，一名叫柳内伸作的三等陆佐（相当于少校）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周刊文春》发出“讨贼檄文”，公开要求自卫队出兵推翻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这种骇人听闻的言论直接把国家公安委员会和防卫厅雷倒了，东京警视厅担心柳内的言论在自卫队扩散并引起反响，更害怕自卫队真的会像陆军在30年代那样“暴走”，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去柳内伸作所在基地抓人，迅速平息了这个风波。

总的来说，自卫队官兵在大街上见到警察心里还是有点发怵的，而警察在面对自卫队时却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由于自卫队至今在法理上仍不是军队，因而没有“军法”一说，不允许设立军事法庭和军事检察机关，一旦自卫队员犯了法，自卫队内部的“警务队”（虽叫警务队却没有警察的权力）只负责抓人，之后必须立即移交地方警务部门，而警察对犯法现役自卫队员的处置丝毫不会手软。

1933年，第4师团的一等兵中村政一在大阪街头无视交通信号灯，强行骑车闯红灯，这个行为被巡警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但一等兵振振有词地反驳到：“只有宪兵才有资格管我，军人不需要服从警察的命令！”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有人居然敢袭警，中村被随后赶来的众多巡警强行扭送警察局。没想到这下捅了更大的篓子。时任第4师团长寺内寿一中将闻讯大怒，第二天，寺内亲自操着家伙带着一帮人直接把关人的警察局砸了，中村被带了出去。最后这件事情闹到了军部，军部认为军队不归文官政府管，于是单方面裁定中村的行为“合法”，没有给大阪市警察局分文赔偿。当时军部势力处于急剧上升期，胳膊拧不过大腿，管警察的内务省（权力极大）始终没有讨到任何说法，内务省和军部从此结怨。顺便提一下，这个由大阪小商贩组建而成的第4师团在尔后的侵略战争中以擅长跑路见长，作战意志始终低迷，但打架却是一等一的“高手”。

日本军警唯一一次兵戎相见是在臭名昭著的“二二六兵变”。1936年2月26日，1450名陆军第1师团、近卫师团等部队的叛军在一口气杀死杀伤多名内阁重臣（其中2名前首相身亡，1名未来首相重伤）之后，叛军首领之一的野中四郎上尉率第3联队一部450人悍然进攻位于皇宫南部的警视厅，值班警察奋起抵抗，但是只装备94式和南部式甲型手枪的警察哪里是凶残的叛军的对手？作乱叛军见警察就杀，10多名警察当场死于非命，叛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整栋警视厅大楼，为防止警方召集增援部队，还夺取了通信设备并宣布“剥夺日本警察执法权”。占领警视厅后，一名叫铃木金次郎的少尉居然还率领一队的叛军前去行刺内务大臣后藤文夫（侥幸逃脱）。

在陆上自卫队（以下简称“陆自”）成立后的20年间，其高级指挥官几乎都由战前内务省官僚和警官充任。比如陆自的前身警察预备队草创时的最高指挥官叫林敬三，一天战场没上过的这名前内务省警察头头直接被授予警察预备队最高级别的“总队总监”。当时很多内务省警察都和他一样都有类似的经历，脱掉警服，换上陆自制服就实现了身份转型。

更有意思的是，掌控陆海空自卫队的防卫厅内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以警察官僚为主导，这些人战前就任职于内务省，被自卫队干部被称为“内务军阀”。“内务军阀”在战前为军部的光环所笼罩，不得不仰军部鼻息过活，现在终于“翻身做主人”，有了一吐胸中郁闷的机会。他们对自卫队“制服组”的压制相当严厉，诸如调兵权、人事权、装备采购权、财务权等大权统统掌控于“内务军阀”手中，看看现在的风光，再想想自己战前当小警察时的处境，可谓“天上人间”！

素有“海原太上皇”之称的海原治就是“内务军阀”的代表，此公曾是《警察预备队令》的主要起草者，先后任防卫厅作战计划局局长、办公厅长官等要职，他对军部深恶痛绝，认定那是一个把国民推向战争不归路的荒谬机构，声言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能掉以轻心。防卫厅成立后，以海原为核心的内局官僚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制服组”权限地位的提升，有力地维护了以“文官治军”为纲的战后日本军事领导体制。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军队和警察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竟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了海上，现今的海上自卫队（以下简称“海自”）和海上保安厅（以下简称“海保”）也是一对冤家。海自的前身“警备队”正是硬生生从海保分裂出来的，海保至今对此耿耿于怀。

战后日本的领土虽由美军完全占领，但领海的警备却无人问津，导致海盗、偷渡和走私猖獗，这对本已动荡不已的日本社会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日本政府在美军指令下，于1948年5月1日成立了海上保安厅，海上警备队作为其下属的准军事力量，主要承担沿岸警备、反走私、海难救助和航线开辟等任务，使用的装备仅有战时遗留下来的区区28艘小型巡逻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美驻日第10军倾巢出动赴韩作战导致日本留下大量军事真空，美国加大了对日军备援助力度。1951年，美军主动向日本无偿提供二战剩余物资——18艘小型巡逻舰和50艘大型登陆支援舰。有利益就有争斗，当时正在死灰复燃的部分前帝国海军将领和海上保安厅为是否重建海军、如何重建海军而闹得不可开交。

在美国顾问调停下，日方组成了以原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原海军少将山本善雄以及海保一把手柳泽米吉为核心的“强化海军10人委员会”，对外称“Y委员会”（战败投降前，军部有把陆军简称为“Ａ”、海军简称为“B”、民间组织简称为“C”的惯例，如将英文字母的顺序倒过来念的话，“A”就相当于“Z”，“B”就相当于“Y”），其明面上的工作是协商这批军舰的归属、运营和使用问题，实则是为秘密筹建海军而做好筹备工作。

“Y委员会”自1951年10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到1952年4月解散为止，总共举行了大小数十次会议。山本作为前海军将领，认为海保只是海上警察而不是军事组织，力主打造独立于海保的“小规模海军”，而站在海保立场上的柳泽则认为根据“和平宪法”日本不应组建海军，主张将美援舰艇由海保支配，壮大海保实力。因双方争执白热化，最后只能提交美方仲裁，美方代表沃弗奇少将宣布采纳前海军人员的方案，尽快成立独立于海保之外的海上军事力量。

最终，由前海军军官主导的“警备队”于1952年4月28日在海上保安厅内设置，可谁也没想到，警备队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就从海保剥离出去，转隶于新成立的保安厅（防卫厅的前身）。这对海保来说是场噩梦，好比自己把一个房间租给别人，最后租客却霸占了整座房子，还把房东赶了出去。海保把这次失败铭记在心，你走你的过街天桥，我过我的地下通道，从此，海保与海自这两家同根同源的武装机构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今天，日本军警之间的芥蒂和恩怨恐怕不会轻易了断，在警察厅高层的内心，“二二六兵变”给他们投下的阴影面积并没有缩小，他们始终胸怀抵抗自卫队“暴走”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样是暴力机关的警察厅的存在，对于新“安保法案”通过后权限越来越大、活动范围不断拓展的自卫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正式的但是有效的制衡因素，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式的“维稳”吧。

华丹，我军内部长期从事日本自卫队研究，著有畅销书《日本自卫队》、《战争特典：无刃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