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文系社会”到国立大学裁撤文科

1919年(大正7年)，一纸“第二次高等学校教育令”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中的专业划分成文科和理科。近百年来，这一划分体系虽然多受诟病，但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个寻常午后，我前往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伦理学研究室借书。推门一望，两三间图书室的书架遮天蔽日，室内流动着陈旧书页特有潮润而清香的气韵，令人沉醉。我选好书后，请管理员帮助办理出借手续。那是伦理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生，他接过书后拿在手里翻了一下说，还没有人借过，你是第一个。我们这儿越来越冷清啦。我不知如何接口，笑笑没说话，忽然觉得成排的书籍都在冷冷地望着我。不久以后，又听说伦理学研究室因为招不到学生，即将关门大吉的传闻，不知真假。日本大学的文科专业难道真的走向没落了吗?

2015年6月8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省(以下简称“文部省”)大臣的下村博文依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向日本86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发布《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重议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示各所大学依据“通知”精神制订“第三期中期目标和中期计划”。自2004年实现法人化以来，国立大学已在2016年3月完成两期为时6年的中期发展计划和目标，而第三期目标将紧接着于4月正式启动。虽然法人化改革已使得国立大学脱离国家行政组织，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大学的发展目标仍需在文部省的指示和认可下执行;而中期计划结束后，执行成果还将接受文部省下属的国立大学法人评估委员会审查，并向社会公开审查结果。

因此，文部省发布“通知”指导各所国立大学妥善制订新一期发展目标这一举动本属惯例;同时，这份“通知”虽然针对大学的教学、招生、经营等11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但因篇幅所限(10页)，涉及各项整改意见时无法展开论述，不过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而已。更何况文部省方面仅仅提供“大政方针”，具体措施的制订和实施任务多半落在大学的肩上，所以大学仍然握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机动性。总而言之，文部省方面绝没有想到，“通知”第3页中一则寥寥4行的“裁撤人文社会系学科(根据文部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划分，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前者包括哲学、艺术学、语言学、文学、史学、人文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后者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此外还有一类被称为‘综合人文社会’，包括性别研究、地域研究和旅游学和教育学科)”指示居然引发了轩然大波，掀起一场“我们还需要文科吗?”的大讨论。

这则建议指出:(国立大学)有必要“在重新定义自身使命的基础之上实施机构改革”;“(考虑到)18岁人口减少的现实情况、社会人才需求、教研水平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国立大学的职责等因素”，特别要求“教员培养类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院”努力“制订改革计划，废除 (不符合条件的)专业，或使其积极向社会需求较高的方向转变”。简而言之，适龄入学人口出现缺口、社会需求有所下降，教研质量无法匹配堪称“国之重器”的国立大学———三重打击之下，文部省遂发出敦促人文社科专业采取整改措施的指令，于理似乎并无大不妥之处。况且，“通知”紧接着便将“枪口”转向法学专业的研究生院，对于“司法考试合格率特别低，以及无法确保适当入学人数的法学专业研究生院”同样发出了“废除”和“彻底改革”的指示。那么，为何独独针对人文社科专业的“措置”特别牵动人们的心弦呢?

这则“通知”发出后，旋即在日本社会引发震荡，尤其以学界和媒体的反应最为激烈。6月 15日，国立大学协会会长、东北大学校长里见进率先在国立大学协会总会上批评文部省此举“短视”，“过分注重短期成果”。7月23日，日本内阁府特别机构、为全国820万名学者代言的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也在抗议声明中列举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指出正是在日本社会深陷少子化困境之际，才更应发挥文科优势，谋求教育质量的提升，而非以此为由撤销文科专业。更重要的是，文部省对人文社科的轻视“恐将使大学教育变得肤浅”，政府不应进一步助长“抑文扬理”的风气，而应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流融合，以期育成文理兼通的综合型人材。至于其他文科学者和学术团体的不满发言更是不胜枚举。

此外，在野各党自然也不肯放过抨击执政党政策的良机。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旗帜鲜明地主张“绝不允许抛弃文科”，理应做出“全面整改”的恰恰是“导致学问全面衰退的安倍内阁的大学改革方案”。前日本首相、民主党议员野田佳彦也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废除文科合适吗?”的“酷评”，文中写道:“‘向社会需求较高的方向转变’也就是将教育资源集中到更能赚钱的理科专业，以应对产业界的呼声。但这恐怕只是部分行业的要求，而非全体国民的心声。作为一名私立大学的文科毕业生，至少我是无法理解(该指示的用意)。”顺便说一句，日本历代首相大多毕业于法科或文科院系，在2009年众院大选中终结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鸠山由纪夫是二战后首位出身工科院系的首相，一时还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

面对来势汹汹的抗议声浪，文部省不得不有所回应。8月 1日，高等教育研究会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公开研讨会，文部省大臣助理、同时兼任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的铃木宽赫然名列发言名单之首，想必是作为该省代表代为解释澄清“通知”的要义。文部相下村也亲自出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称“文部省从来没说过不需要文科，也从未轻视文科。也没说过只重视能立刻获取效益的学科”;而后又在国立大学校长会议上重申，“并没有认为 (文科专业的)学问不重要”。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应从维持现状的做法是否妥当的角度出发，看待调整文科专业的问题”。对这样的说辞，学界自然并不买账，继续炮轰不休。

9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称，“虽然有看法认为 (文部省裁撤文科专业的举动) 是针对产业界要求毕业生拥有‘实战能力’的回应，但这恰恰与产业界要求的人材相反。”“企业最不待见没有能力的文科生”之类的文科生无用论大行其道，俨然已成共识，经团联的声明却“倒打一耙”，成为压倒文部省的最后一根稻草。文部省干部终于松口承认，“通知”内的“裁撤”等措辞属于“文字错误”，还以“撰写文件的工作人员笔力不逮”为由将责任推卸到“临时工”身上。下村大臣也在记者会上致歉称，“裁撤对象不是人文社会专业。我没有一字一句地细读造成误解的(通知)”。此言一出，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校长大西隆欣慰地表示，文部省没有轻忽文科的意思就好。文科学者们额手称庆，纷纷在博客和推特上转发文部省低头认输的新闻。

在这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围绕“我们还需要文科吗?”的大讨论中，各路学界人士纷纷出马，贡献了多种角度的见解。而文部省大臣助理铃木宽和名古屋大学副教授日比嘉高的笔战可谓其中最精彩激烈的交锋之一。

8月17日，铃木宽在一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达8页的申辩文章《“大学不要文科”是事实吗? 解释针对下村大臣通知的误解》。文中首先指出，文科学者本应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但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却不加甄别地轻信了媒体的误读，“使我无比失望”。其次，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分析的那样，这份通知的“事务性”色彩浓厚，“省内既没有举行记者会，也并未召开特别会议，外界反应着实出乎意料，令人困惑”。而且，据文部省估计，至2031年，高中毕业生人数将降至100万，比1992年的205万减少一半。因此，人文社会学科

的整改本来就是“既定路线”，准备下手“裁撤”的只是无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便可毕业的部分师范院系(“新课程”)，以应对18岁人口日益减少的现状。

第三，铃木指出，文部省非但从未“轻视”文科，反而对其十分珍视，始终致力于推进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具体而言，17.4%的2014年度科研补助金分配给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较2010年度显著提高了10.7个百分点。与国立大学实现法人化的2004年度相比，科研补助金的分配额也有上升。此外，为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研活动注入活力，文部省特从2015年度预算中拨出178亿日元(约合9.2亿元人民币)推进“博士课程教育尖端项目”，全方位支援各校的博士课程建设和维护。介绍完文部省的“重文”措施后，铃木又批评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无端对“通知”内容进行“扩大解释”，认为裁撤文科的风潮还将蔓延至日本的597所私立大学。事实上，两类大学各有任务分工，不可混为一谈;况且一定要说的话，私立大学培养的人文社会学科学生人数远远多于国立大学，其重要程度也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篇申辩长文的末节，铃木还指出日本文科的教研成果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表示，自己非常重视一个叫做“师生比例”的指标，即导师与门下学生的人数之比。在日本国立大学的文科和社科院系中，这一指标达到15—20，也就是说，15—20名学生只拥有一位指导老师，似乎能见到一幅众生“嗷嗷待哺”的惨淡景象。这一数字不仅远高于美国许多大学的文科院系，也比日本国立大学理工科和医科专业(3～10)高出不少。铃木认为，“师生比”直接影响到了科研论文的引用次数:“东京大学物理专业的论文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3位，京都大学的化学专业排名世界第4位，大阪大学的免疫学排名世界第4位，东北大学的材料工学排名世界第5位。而人文学科中连一所能排进前100位的学校都不存在 (东京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排名世界第87位)。”他以“劣质”、“惨状”形容文科教育，直言学术会议干事会要求文部省承担责任是搞错了对象，真正需要问责的恰恰是放纵文科院系走上堕落之路的学术会议自身。

“那么，学术会议应发表怎样的声明呢?向文部省主张文科的意义没有任何价值。为今之计，是意识到文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建设性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写至结尾，铃木的口气已变得颇为严厉。

之所以花费许多笔墨介绍这篇申辩文章，是因为笔者认为铃木的几条意见的确已基本涵盖了日本人文社会学科发展道路的方方面面:文科需要改革吗? 文部省应给予文科怎样的支持? 应该如何提高文科的科研质量?

9月7日，名古屋大学副教授日比嘉高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长文，对铃木的论点逐条展开批驳。首先，对于“文科需要改革吗?”这一问题，日比认为，文部省在没有和各校进行充分沟通之前，已经单方面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从上文提到的半数以上拥有人文社会学专业的国立大学纷纷打算实施院系调整和裁撤来看，人文社会学科的萎缩趋势似乎已无可阻挡。当然，也有看法认为，日本的文科专业在二战后经历长足发展，科系设置已略有冗余之嫌，笔者就读于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的同窗对课程种类之多、教授参与本科生教学之频繁甚至做出了“奢侈”的评价。故此，师资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适量“回缩”似也并非不可理喻的勉强之举。

第二，日比指出，文部省对于文科专业的支援并不像铃木所说那样坚挺，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铃木只谈到划拨文科专业的“科研费补助金”有所上调，但结合补助金金额整体膨胀的情况来看，分配至人文社科专业的补助金比例不升反降。事实上，纵观文部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发布的2004—2015年度科研费报告，人文社科专业所获补助占补助金总额之比稳定徘徊在10%—12%左右，近几年还略有减少。此外，至于为文科博士保驾护航的“博士课程教育尖端项目”也并非如铃木所言为人文社科专业“特供”，而是面向全体学科的举措。

说完科研费，还有必要介绍一下“特定运营费交付金”(以下简称“交付金”)的概念。“交付金”是日本政府根据各国立大学法人的规模和职能等，为维护其正常运营而拨付的资金，占到国立大学运营费用的三四成左右。有国内学者指出，“在具体特定运营费交付金的拨款程序中，政府并不是按照核定的金额全额拨付，而是采用‘效率化系数’，对运营费交

付金实行每年将近1%的减额，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各法人努力开拓自主财源，增加自筹资金的积极性。”自国立大学于2004年实现法人化以来的十余年间，“交付金”已被削减一成左右，减少金额高达1300亿日元。东京大学常年在正门立着大幅标语牌，抗议文部省削减“交付金”的举动。而国立大学协会也在5月25日发表的一份长达148页的报告书中痛切地指出，从2002年开始，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学术论文数量有所下降的国家。截至2013年，日本的人均学术论文发表数从2000年的世界第17位下滑至第35位，引用率也降至世界第31位，与G7集团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原本占据优势的工学、临床医学、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等纷纷显出颓势，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引用率虽然略有进步，但苦于落后太远，一时半刻难有耀眼成就。报告书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后指出，正是随着法人化推进而日益减少的官方研究经费(“交付金”)使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日本学术机构“下盘”不稳，博士学位取得者和科研人员双双跌落至G7集团末位，从而最终导致了日本学术成果的显著缩水。虽然这份研究报告的调查对象主要为理工科专业，但研究经费的削减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冲击显然也不容小觑。

鉴于科研经费的重要性，手握“交付金”分发大权的文部省会否借此“要挟”国立大学裁撤文科专业? 而各校是否也只得乖乖听命? 包括日比在内的许多文科学者对此深表疑虑。此外，甚至还有传言称，文部省大臣下村既然与首相安倍晋三走得甚近，那么裁撤文科之举一定出自安倍授意，其主要目的旨在摧毁培养文科学人的大本营，省得一批左翼学者整日指手划脚反对内阁的政策。笔者特意向两位东京大学文科教授求证了这种看法。两位老师都认为，虽然缺乏直接论据证明两件事之间确有联系，但安倍上任以来罔顾民意，一意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实施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通过，还要求文部省向国立大学施压，要求其升国旗、唱国歌，种种“倒行逆施”的确已招致许多学者不满。一位老师“毒舌”道:“安倍的智囊团无知无识，而安倍也可称得上‘无教养’，学界对此应该没有异议吧。”而来自学界的恶评也很难不引发内阁的反感，正如另一位老师所说，“专权者往往会视人文学者为眼中钉。”故此上述传言虽然“阴谋论”色彩浓厚，倒也并非纯属空穴来风。

第三，就铃木针对文科教育质量的质疑，日比大声发问:“既然文部省认为人文社会学科培养的学生不合格，那么贵省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材?”事实上，鉴于“通知”在日本社会激起了巨大声浪，企业方面也须稍作表态。拥有日本最大企业征信数据库的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今年8月策划了“特别调查”，面向全国23283家企业发放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10833份)，询问各家企业对应届求职学生的专业领域是否有特殊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对求职学生的专业有所要求的企业不到三分之一 (29.5% )，近半数企业(49.5%)称文理皆可。而当问及哪些专业领域对日本社会的发展最为重要时，“师范院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携手进入前5位，将理学和工学抛在身后。这份报告书明确指出，企业渴求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材，政府不应在一味偏向理科的前提下推动大学改革。结合前文提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的声明来看，日本企业对文科毕业生怀有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实际上并没有大面积存在，而往往出自“弃文改革派”的渲染。

1919年(大正7年)，一纸“第二次高等学校教育令”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中的专业划分成文科和理科。近百年来，这一划分体系虽然多受诟病，但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东京大学为例，东大按照“文科一类”(法学部)、“文科二类”(经济学部)、“文科三类”(文学部)、“理科一类”(主要学习数学和物理)、“理科二类”(主要学习生物、化学、药学和农学)和“理科三类”(医学部)的分类招收学生。

在大学生涯的最初一年半，新生将在隶属于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教养学部”接受“前期课程”教育，即国内通称的“通识教育”，但实际上也“通”得颇为有限。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学生们就将为进入大类下的专业院系做准备。入学时的分类仅提供参考，学生们仍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选择其他类别的专业，但“转系”的时间成本过于高昂，少有学生尝试。他们挥挥衣袖告别通识教育、英语和二外学习，一脚迈进各自专业的大门。按照惯例，各研究室还会为“新生”准备隆重宴会，欢迎他们进入本系。

虽然文科看似势微，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分之二的日本大学生都就读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也是日本社会被称作“文系社会”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一数字在近10年来有所下降，但根据文部省今年发布的“学校基本调查”报告数据(初值)显示，日本大学本科生人数为255.6万人，其中就读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文科专业的学生人数仍然占到总人数的59.7%。分析认为，对数学根深蒂固的恐惧是大多数学生选择文科专业的根本原因。书店里充斥着的“文科生都能看懂的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实验”系列也在在强化了文科生面对数字和图表搓手挠头的窘迫形象。另一方面，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24.9万名研究生 (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就读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换句话说，日本80%以上博士学位的拥有者均出身于工科、理科和医科，他们的研究成绩远胜文科学者当属顺理成章，也无怪文部省的天平一再向更能收获实绩的理工学科倾斜了。

国内媒体对日本国立大学拟裁撤文科的话题也多有关注，网民对此事也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在笔者浏览的许多相关评论中，多数意见认为“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文科专业教授的内容华而不实，本就不应加以重视，裁撤文科之举值得中国效仿。在围绕国政大事的讨论中，轻视文科生的论调更是屡见不鲜，只要抛出一句“文科生懂什么”，似乎便可不战而胜。多年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仍然回响在人们耳畔，“文科生”群体被贴上“逻辑思维不强、动手能力差、好高骛远、过于理想主义、只会空谈”等数不清多少的负面标签。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针对文科生群体的“群嘲”反映出中国人文教育尚在路上的现实处境。当前中国社会浮躁动荡，人人追名逐利，人文教育的缺失当负相当责任。中国文科教育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此次发生在邻国日本的裁撤文科事件引发的思辨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