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欧洲文化界的“日本热”

“哈日”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而言，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索尼、动漫等的进入，“哈日”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了。更有人认为，自大清学子留日开始，“哈日”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在过去，在欧洲，特别是在文化界，人们对日本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法国文化史学者雅克·杜加斯特在《存在与喧哗：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一书中讲述了100多年前欧洲的“哈日”风潮，饶有趣味，不妨一起来看看。

除了对当时在法国被称为“日本工艺品”的兴致外，艺术家们对于日本艺术的兴趣还引发了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被视为无可争辩的构型表现规则的质疑。

亨利·里维叶、莫里斯·丹尼斯、埃米尔·贝尔纳和保罗·高更等纳比派画家采用的新手法并非简单地模仿日本版画，但它无可否认地表现出后者的表现原则。文森特·凡·高也对日本画家的技法着迷，并试图追攀之。

在画作的背景中，出现了日本浮世绘美人画、富士山、雪中行人等

毕沙罗、莫奈、德加、罗丹等人也承认受惠于日本艺术。1890—1910年间，我们在广告画师、书籍插图作者、装饰师和实用艺术品制作者以及建筑师们的风格中也能发现日本的影响，尽管他们并不总是直接以日本为参照。

与新艺术流派有关的大部分创作都带有日本艺术的痕迹。日本风格的影响还促进了私人和公共装饰的深刻变革。它与世纪之交的现代性密不可分。希腊和爱尔兰血统的拉夫卡迪奥·赫恩对日本文化甚为痴迷,1890年他选择到日本生活。他1904年所写的《解说文》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日本美学，并对后一代的艺术家们产生了影响。

1858年之后日本对欧洲的开放使得艺术爱好者们逐步注意到日本文化的财富。1860—1890年间，画家、作家以及所有对艺术创作感兴趣的人都对一切来自日本的事物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好奇心和关注之情。

当时一些大型展览会也给予来自东方的作品以重要的位置，如1873年在巴黎工业展览馆举行的中央实用美术联合会展览，1873年在维也纳、1878年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1882和1884年在巴黎举办的装饰艺术展，等等。

在1890—1900年之间，这种对日本艺术的痴迷表现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1890年，巴黎的萨缪尔·宾画廊展出了725件日本版画和428本插图书，这次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观众。

1891年10月的《费加罗画报》上刊登了皮埃尔·罗蒂题为《日本女人》的文章，并附有一位日本画家的插图，各种私人日本作品展览层出不穷,有人还发表了研究日本艺术的论著，如埃德蒙·德·龚古尔(《宫廷画家喜多川歌麿》，1891年；《葛饰北斋:18世纪的日本艺术》1896年)，德国和法国有了翻译过来的日本书籍，《写作》(第72和108期)和《白色评论》(1896年2月1日)等杂志为日本艺术发行了专号，此外人们还举办有关日本的研讨会。

剧院和音乐厅演出改编自日本题材的节目：1893年1月30日，巴黎上演了轻歌剧《菊子夫人》，该剧以1887年皮埃尔·罗蒂发表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由安德烈·梅萨热谱写音乐。同一时期，音乐舞台上还出现了《菊子父亲》和一些“日本幻想曲”。伦敦上演了轻歌剧《艺妓》，它随即在欧洲舞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皮耶特里·马斯卡尼的歌剧《伊丽斯》也取自日本题材，1893年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上演。欧洲各国的收藏家(还有美国人)都在搜罗日本物品。

1900年看来是日本热的最高潮，当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给了日本以重要位置，但其他的展览，如第六届维也纳分离派展览也是如此。1900年5月，巴黎美术学校还举办了一次

重要的日本画师展览。川上真奴歌舞团的演员和舞蹈家在欧洲的几次巡回演出延续了“日本哑剧”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的成功。

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代表性艺术家很少不受其影响，其中不仅有1885年之后的大部分“纳比派”画家，还有以高更、埃米尔·贝尔纳、和亨利·里维叶为中心的埃文桥派，以及毕沙罗、保罗艾利·朗松、保罗·西尼亚克、阿尔贝·马尔盖、亨利·马蒂斯、德加、皮埃尔·波那尔、欧仁·卡里埃、加叶波特、丹麦人卡尔·弗雷德里克·利斯贝格、加泰罗尼亚人亚历山大·德·利科尔、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荷兰人格奥尔格·布莱特纳、英国人惠斯勒、比利时人恩索尔、瑞士人菲利克斯·瓦罗顿。雕刻家有罗丹，海报画家如捷克人阿尔芬斯·米夏、俄国血统的意大利人阿道夫·霍恩施坦因，以及称其作品为“乞丐兄弟”的英国人威廉·诺克尔森和詹姆斯·普赖斯。

建筑师和装饰师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如奥地利的约瑟夫·霍夫曼和科罗曼·摩泽尔,法国的赫克托尔·基马尔，英国的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比利时的古斯塔夫·瑟吕列波维……人们还举办日本式饭局，布置日本式的园林——如1909年在布洛涅。

莫奈和同伴站在拱桥上，如今这座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式拱桥已成为标志性的建筑。

画家克劳德·莫奈在他1890年之后居住的日维尼公馆里建起了一个日本风格的花园。在保罗·普瓦莱、巴巴尼和沃尔思等时装设计师那里，时尚艺术尤其受到日本风格的影响。家具装饰布料上、彩色糊墙纸上也出现了日本式的图案。剧院里的妇女用起了日本折扇。日本风潮涉及艺术创作的所有领域:陶瓷、珐琅和瓷器,漆器和搪瓷，书籍装帧及插图排版，铁饰艺术，金银制品，等等。里昂的丝织业在经过了一场严重危机后也再度焕发生机。

文学方面，很多作品受到日本题材的启发。皮埃尔·罗蒂1887年的小说《菊子夫人》的成功导致了1905年另一部日本题材小说的问世，这就是《李子夫人第三春》，于迪特·戈蒂埃1907年在轻喜剧剧院上演了一部四幕剧《爱之公主》，剧作家欧内斯特·戴维里今天已被人遗忘，但当时他以一部名为《美丽的撒优娜拉》的“日本”戏剧而取得成功。

不过，日本的影响特别能在艺术家对某些图案和形象的偏爱中感觉得到，虽然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直接：花形图案和植物曲线出现在南锡的新艺术派画家和装饰师的创作中，出现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阿尔芬斯·米夏和和赫克托尔·基马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也出现在亨利·德·蒙特斯丘的诗句中、在马赛尔·普鲁斯特的意象及其语句格式中。

人们有时所称的“向植物和水生物的回归”也是日本艺术影响力的一个反应，它与现代性的其他特征一起深刻改造了欧洲艺术家的观念，并在世纪之交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象征主义的理论也在发掘日本美学时巩固了自己的信念，斯特凡·马拉美、爱德华·杜亚尔丹和古斯塔夫·格弗鲁瓦当时发表的评论就证实了这一点。版画的创作表明，人们有可能摆脱自然主义的表现规则。韵律结构的重要性使得融合绘画和音乐的追求更具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融合正是当时许多欧洲画家孜孜以求的。注重构图中的手势，消除实用艺术和“纯粹”艺术之间的差异，把客体世界引向有机构型的雕刻中表现出的肉感效应，这些就是导致1880—1910年间的创作者真正迷恋日本艺术的确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