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羽田机场直上三楼出发层的滚梯中段，我回头惊然发现司机还站立在送机口，仍在向我鞠着躬道别。他是大连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长鞠礼，除了有点受不起外，还对日本优质服务与文明教化惊叹不已。

5分钟后，在换登机牌处，遇到一群“暴买日货”的中国人，他们一句外语不会，询问我在哪打包，如何过关。当他们从我这里知道所有信息后，连声“谢谢”都没有，扭头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两国个别人群间的教养差异，更是两个社会群体在同样经历过多年快速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几天，有数十个亲历事例证明，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

承认这一点，在中国舆论界一定会挨骂，甚至会犯政治正确性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五年，中国GDP总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过日本，并成为后者的两倍有余，且还会不可阻挡地呈现三倍、四倍甚至更多的趋势时，如何冷静地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

我不愿像一般游记那样赘述东京城市街头多么干净，街道设施多么便民，垃圾分类多么精致，城市布局多么合理，商业服务多么可亲，厕所卫生多么无味，素质教育多么有效……只要讲一个例子就够了：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达22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加了82%；2015年更达到500万，再翻一番。去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中国人数占了25%，但消费额却占近一半，且将近1/3中国人都两次以上去日本，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

中国游客用脚投票，警示着中国发展的诸多不足。 尽管从2007年以来，对日本厌恶的中国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从不到4成增长到接近9成；尽管中国国内无数网络舆论在抨击中国游客的“没有骨气”或“贱”；尽管我们有无数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会更好，但至少目前看来，中国急需一份研究报告，全面剖析中国游客为何义无反顾地冲向日本，并消费了相比他国的最高平均额度？

日本：中小国家的“命”，却怀大国的“心”？

答案会很复杂。但有一点要自我提醒：千万别因为内心存在对日本不正视历史的憎恶，而迷住了发现“对手”优点的眼睛。 真实地看日本，是让近年来狂热地痴迷于国力上涨的中国人冷静、保持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径。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恍然发现，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家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且现在仍然长期保持着全球经济、技术均很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还扬言要“领导亚洲”时，中国人更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 这种敬重恐怕应该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

日本国土约37.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25左右。日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土地适合农业和居住，更多的是山，但日本却有1亿多人口。类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让现在的台湾、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体会。或者，设想一下如果上海再多3倍人口，会是怎么样的？

奇怪的是，在东京、大阪、京都许多街头，并没有像香港那样的拥挤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几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还有好几层，民众只需要在地铁、地下商场、各个楼宇间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衣食住行。”相比于国内无数人吐槽北京地铁有时先出站到地面、再穿行到城铁的笨拙设计，日本人细致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布局的高明之处显露无疑。

这些精致到极点的状态，甚至让许多中国人产生怜爱感。 国内某著名杂志近期做了一个专题，叫“日本风物记”，里面用几十页的篇幅讲述：中国以大为美，大山大水，大开大合，大团圆，日本却以小为美，小山，小花，小脸，小雀儿，还有小确幸。

“这些‘小’有时会让中国人变得怜爱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无穷尽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东野圭吾的朋友告诉我。她说，看着日本作家那些细腻到血液与骨髓里的文字，让人的确有种“小确幸”。而在日本城市与村落，我与同行师友们都不至一次感叹，日本人是如此执迷于各个角落、每个空间的捯饬！

从这个角度，我们恐怕要从另一个新角度去观察日本，比如，看看日本人心理为何那么形成，以及伴随着扭曲而产生的国运延承，等等。

两个并未受中国重视的日本优点

日本这种专注细节、坚忍性格的民族悲情，使本国社会呈现出了超级稳定的结构。 而这恰恰是除了技术创新、社会文明外，中国还有两点本应重点研究，却很少在舆论中得到重视的地方。

一是“保守服从”的日本大众心理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日本大众普遍具有明显的秩序意识和从众倾向。一般日本人比较尊重权威，尤其是在这种大众心理下形成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在197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的家庭高达90%，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当然，20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0%，有一本叫《下流社会》日本畅销书描述了日本的衰败。但上世纪日本长期民权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进程，对目前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时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更有借鉴意义的是，中国人需要准确琢磨出“一党优位”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秘密。 二战后，日本自民党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算起来，已经有六七十年了，这也算得上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毕竟，这是在权力开放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次“选战”，才得以蝉联执政、一党独大的。

无论这种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诟病的政、官和财“铁三角”，或是金权政治、派系斗争。但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体制一度让日本获取国际资源和强大治国理政的能力。尤其是19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1960年更是创纪录地实现了21.4%的增长奇效，还实现了社会政策的托底，维护了社会和谐与长期稳定。

这份成绩单远比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要更优异。中国人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令日本人能够设计出灵活与精巧，让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快速崛起，并在二战后实现民族的二次复兴？无论从政治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还是从金融方法论上的资源配置，中国继续学习与钻研日本，与对日斗争博弈显得一样重要。

美国模式不是中国能学的，那么，是否能够从日本的发展模式中借鉴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