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描绘的是同一个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主编了一套由数十卷专著和译著构成的“世界文化丛书”，《菊与刀》被选为第一本。

这是因为，《菊与刀》不仅是日本研究者必读的名著，更是观察日本文化的一扇窗户。

《菊与刀》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

1944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知识，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进行探究和揭示。1946年，她以《菊与刀》命名的这一研究成果问世。1948年2月，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了长谷川松治翻译的日译本，引起日本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被誉为“外国人写日本人论著中最杰出的一本”。评论家川岛武宜认为，“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各项特征。”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展现的“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她在书中对日本文化的以下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一，她认为日本文化属于“耻的文化”，与作为“罪的文化”的西方文化构成对偶。两者的差别是，对生活和行为方式，日本人注重外在的评判，这是日本人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根本原因；西方人注重内省和自觉，即注重内在的约束而非外在的监督。第二，日本人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即生活行为方式与自身的身份、地位相符。第三，日本人注重“义务”和“义理”。“义务”是对蒙受的各种恩情永无止境的回报，其中忠与孝是最基本的义务；“义理”则是对所受恩惠作等量回报，比如对社会的报恩义务。第四，日本人强调“人情”，即追求并尊重肉体享受，特别是食、色，但同时日本人又强调忍耐，强调为了特定目的应牺牲享受。第五，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有时循规蹈矩，有时放浪形骸。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她所谓的“绘画”，就是看似矛盾的日本人的行为表现：既好斗又温和，既倔傲又谦恭，既顽梗又善变，既保守又喜新。

以《菊与刀》为名，不仅为了揭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更为了揭示日本文化的核心：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即天皇的象征；刀是武士道之魂。纵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在“菊”与“刀”的意念引领下，通过鲜明的观点和生动的实例，完成了“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这一任务，为美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作者开篇即写道，“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陛下的问题”。因此，了解日本人，必须从了解这一问题切入。

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从神武天皇至明仁天皇，经历了125代。“天皇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古代天皇制以发生于645年的“大化改新”为开端。在古代天皇制阶段，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必须通过由天皇颁布“敕令”、“诏书”等形式来体现，尽管那往往是一种形式，天皇并不拥有绝对权力。近代天皇制自明治初年“王政复古”（1868年）开始形成，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最终确立。在这一阶段，天皇成为国家统治唯一、绝对的主权者，在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力。《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

正因为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博士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着手研究战后对日政策特别是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处置问题。1944年3月4日，该研究班子制定了题为《天皇制》的文件，主张保留天皇制。

但是，当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使美国改变了这一政策。7月1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删除《波茨坦公告》草案中保留天皇制的内容并获杜鲁门总统同意。7月18日，“保留天皇制”被改为“天皇地位未定”，并体现于《波茨坦公告》第12条：“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1945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就天皇制的存废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保留天皇制的受访者占91.3%。但是，美国最终决定保留天皇制，并不是“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这一问题上，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天皇是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将他清除就是使日本这个国家崩溃。”从此，日本进入了现代天皇制阶段。日本独特的“皇国意识”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保留天皇制，是导致日本缺乏深刻的“历史反省”意识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