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

【编者按】“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 近日，著名学者熊培云在其新书《西风东土》中提出“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在他看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具有启示性价值，中国可以向其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但他同时也强调，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饶恕的。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但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甚至可能与媒体一起完成四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

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那些天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早几年了解日本，我会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着重分析日本社会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带来的启示性价值。

结束访学之前，我在东京大学做了最后一场讲座，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宣战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对比中国和日本，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权力应该被宪法驯服（当然，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

至于个人角度如何，网上曾流传过一份“联合国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中国列入后十名，与印度、刚果、阿富汗、朝鲜、东帝汶为伍。这份名单轰动一时，后被证实为子虚乌有。印度是“强奸大国”，仿佛实至名归；日本排世界第一大家也不意外；中国排至倒数第二，的确有些骇人听闻。但这份名单能够广为流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很多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国家一方面欣欣向荣，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话语暴力充斥，垃圾遍地。这里尚未真正建立起一个自由国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责任社会。从社会伦理来看，责任与自由原本密不可分。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役，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放荡。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日本帝国时代的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曾亲自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至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但这个老兵自己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之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编辑：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