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怡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城市典范的上海，如何更有实效地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将是未来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o 日本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缘起与发展，其间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于上海甄选保护对象、探索利用方式，不乏参考与借鉴价值o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但是，在强调新城区建设的过去一轮城市化浪潮中，不少既有设施未能充分利用，一方面造成了资源存量的浪费，集约利用的低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城市特色的灭失和千城一面状况的出现。2015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城市建设指导方针，强调“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开性和强制性。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典范。上海制造是优质工业品的代名词，工业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城市布局、人居环境和文化气质。上海的城市文脉，不仅贯穿于沪上文坛的流变，也蕴藏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之中。上海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起步较早，全市现已列入保护名录的工业遗产有290余处。但是，在存续利用上，目前大部分工业遗产还是被用作后续所有者的工业或办公用房，小部分更新再利用者，多辟为创意园区，总体而言，再利用方式较为单一。

我们的东邻日本，同样经历了近代工业化的浪潮。在工业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旧有的工业设施也一度被视为城市更新和国土开发的障碍。但是，近40年来，日本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7年2月，战国晚期、江户前期日本最大的银矿———岛根县石见银山成功申请世界遗产。2014年6月，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7月，明治产业革命遗址群申请世界遗产成功。短短8年内，三处工业遗产的成功申遗表明，日本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走在了亚洲前列。

工业遗产的物质形体和文化内涵，形成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又伴随着城市的更新而产生。放眼2040年的新一轮上海市城市规划，着眼于解决资源紧约束背景下的城市更新和城市土地使用问题，致力于探索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特色风貌体系的建设。如何更有实效地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将是未来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日本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缘起与发展，其间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于上海甄选保护对象、探索利用方式，不乏参考与借鉴价值。

旧有的厂房机器已完全失去利用价值了吗?

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最初发端于对过往工业技术的记录和传承。对过往工业技术的关心，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专业的技术史研究者，他们有志于将人类曾经拥有的技术细致地保存下来，并且加以研究。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若依时序排列，常能展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变迁的轨迹。而且，过往技术中积累的思维，对于先进工业技术的发展，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关心过往工业技术的另一批人，是民间的行业爱好者。他们将某种行业的技艺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不遗余力地搜集相关信息。1977年2月，日本产业考古学会成立，并创办了学会刊物《产业考古学》。学会的核心人物，多为技术史学者。例如曾任学会会长的饭塚一雄，著有《技术文化的再发现:田野笔记》《技术文化博物志》 等技术史相关著作。近年的代表性人物为清水庆一，他是建筑工学博士，曾任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资料情报中心主任，主持了对产业技术史的系统调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人士，产业考古学会也吸纳了大量民间的行业爱好者。他们的活动，为工业遗产信息的搜集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第二个动力来源于产业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工业升级换代，大量传统制造业及相关能源企业逐渐停止运营，资本和劳动力向更多高附加值产业转移。旧有的制造业企业被荒弃，企业所有者需要寻求新的资产用途，地方力图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团体，均存在着发现旧厂房的新价值，盘活既有资产，寻找地方社区发展全新增长点的动力。将陈旧的企业建筑和设备拆除置换，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是，旧有的厂房机器已完全失去利用价值了吗? 如果转换思路，不再狭隘地将旧厂房、旧机器仅视为工业品的生产装置，而将他们视为凝结了历史人文的一种景观和环境，这些“不良资产”便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

随着产业的升级调整，过去的生产场景，劳动生活中所结成的人际关系均成为了历史，对于老工人而言，这些场景凝结着他们的青春和日本经济腾飞的热血。那熟悉的场景，成为他们时常怀念的一种乡愁。而对于企业而言，工业遗迹就是自身成长的足迹，是展示历史、建构神圣的一种装置。大而言之，近代国家的高速成长建基于工业的发展，因此，国家也需要以旧工业遗迹为物质依托，直观地向民众宣讲近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

可见，技术保存、产业调整、情感依托、历史构建，多种国家和社会需求共同推动着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展开。因此，参与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人员构成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了专业研究者、个人兴趣者、地方团体、企业和政府。但是，由于他们关注工业遗产的目的存在着差异，所以，关键问题就在于，各方力量如何有机协作，共同投入工业遗产的利用。

工业遗产利用中的难点

地方的发展，有赖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旧时的厂房、机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若按其原有的功用，效率已然低下，从资源的合理利用而言，理应发生改变:或完全将其消灭，重作建设;或改变其功能，重新加以利用。工业遗产的利用，就属于后一种方式，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哪些旧物可被认定为工业遗迹? 早在1988年6月，日本文化厅就意识到这一点，发布了《我国的文化与文化行政》 白皮书，重点指出了国土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为确定值得保护和利用的工业遗产，从1990年开始，文化厅主持了日本近代化遗产的综合调查，动员民众、培养人员，从近代化这一视角入手，进行文化遗产普查，其中就包括了记录日本近代化历程的工业遗产。文化厅的调查，至1999年初步完成。从2007年开始，经济产业省又专门组织了“产业遗产活用委员会”，进行“近代化产业遗产”的认定。这是一次专门针对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认定。

工业遗产能被开发为博物馆或观光点，固然与前文所述大众对旧时工业技术的独特爱好有关。此外，这与博物馆陈设理念的进步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博物馆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珍宝的展示，第二阶段将展品扩展至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三阶段开始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体验。工业遗产能为观众带来经历的共鸣、怀旧的体验，且部分工业技术也能为观众所亲身参与，工业遗产由此开始以博物馆或观光点的方式加以利用。

但这样的利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工业遗产纯粹的物质形体难以对大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工业遗产还需更多发掘表现相关社会生活、引发怀旧情绪的故事，从而富有人情味地展现工业遗产这一人类文化遗迹。此外，国家和企业，常将工业遗产视为一种神圣化装置，因此环境污染、资源掠夺之类历史易被刻意隐瞒。另外，将荒弃的工业遗址进行创新活用需要大量资金，而不少对工业遗产有利用需求的主体，例如专业研究者、行业爱好者、甚至地方团体和政府，对于承担这部分开支力不从心。

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推动工业遗产利用的多元力量，可以看到，利用中的难点在于遗产的所有者已经无法对厂房、设备等进行工业利用，但又一时

难以对其进行改造，甚至无力维持其现状。对所有者而言，他们需要盘活这部分“不良资产”。同时，专业研究者、行业爱好者和怀旧民众，虽然对工业遗产抱有专业或情感上的需求，但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保全工业遗产。而工业遗产的利用者，从工业遗产中获得知识、信息和情感寄托后，其效用会不特定地发挥于社会多个领域，从而对他人和国家形成回馈。所以，工业遗产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效用的资源，其利用理应由公共部门提供发轫动力。

富冈制丝场开发中的多方力量整合

2014年，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梳理富冈制丝场旧迹的开发历程，可据以了解日本工业遗产利用中各方力量的整合机制与组配结构。

1872年，富冈制丝场设立于明治维新的近代化革新浪潮中，是明治政府为改善日本生丝质量，向法国等引进技术和培训人员而设立的一所示范性机器制丝工场。在实现技术引进，并完成国内技术人员培训后，政府将富冈制丝场转向民营，先后由三井家、原家接手经营。1938年，工场独立成立株式会社富冈制丝所，1939年，工场与日本最大的制丝公司片仓制丝纺织株式会社 (即现在的片仓工业株式会社) 合并。工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一直持续至1987年，此时，日本的产业布局逐渐倾向于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且因为生丝价格低迷，工场只得停业。工场区内，保存了自明治时期至战后的大量工业建筑以及配套的工人生活设施，尤其是明治时期的工场建筑，日本全国能完整保留至今也仅有富冈制丝场。

片仓工业在工场停止运营后，采取了不出租、不转卖、不破坏的政策，将厂区划归片仓集团下的不动产部经营。但纯粹地保存这一工业遗产，成本巨大。片仓工业每年为此需支付固定资产税2000万日元、维护费用1亿日元，这成为集团的一个沉重负担。

此时，地方尝试对富冈制丝场进行新的开发利用，发挥其社会教育和旅游观光的功能。从1995年开始，富冈市长金井清二郎与片仓工业开始就利用富冈制丝场进行交涉。2003年，群马县知事小寺弘之提出富冈制丝场的开发目标，建议以世界遗产申报为目标。2004年12月，群马县知事，富冈市长和片仓工业株式会社社长三方就开发达成合意。2005年，片仓工业将富冈制丝场捐赠给地方，其中制丝场建筑全部无偿赠与，土地则采取有偿转卖的方式。片仓工业完成了工场遗迹保全的历史任务，同时，从企业经营而言，片仓工业也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开支负担，将资产转让至能让其更好发挥社会效用的所有者手中，地方政府开始正式接手富冈制丝场的工业遗产开发任务。通过产权的灵活转移，资源重新得到了优化配置。

工业，是人类创制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从原料采集、加工成品到外运销售，以制造为中心，工业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关联业务，并形成一个地域利益群体。所以，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从保存人类智慧、发挥社会效益而言，不能忽视核心产业周边的相关产业及其地域的整体性保护。这是从工业遗产本身内在的逻辑而言，从利用过程中力量投入和收益分享而言，也需要进行地域力量的整合。富冈制丝场的遗址群，涉及1县 (群马县)4市(富冈市、沼田市、藤冈市、安中市)3町 (下仁田町、甘乐町、中之条町) 1村 (六合村)。富冈制丝场在进行工业遗产开发利用和申请世界遗产的过程中，进行了行业全流程相关地域遗址的打包整合。

制丝场的所有权由企业让渡给地方政府后，政府成为推动富冈制丝场利用的主导力量。企业的强项是生产，制丝场为企业所拥有时，能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但随着生产技术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富冈制丝场在企业手中，已成为生产效率低下的不良资产。富冈制丝场虽然生产能力下降了，但是它拥有悠久的历史，保存着富有特色的厂房和设备，承载着一个地方和一段历史的人文记忆。在新的社会条件中，它丧失了原初的生产能力，却具有了观光、教育等新的社会公共功能。社会资源公共功能的发挥，承担公共性职能的政府是一个合适的推动者，所以，福冈制丝场的产权让渡给地方政府，本质上是适应社会需求，对资源效用加以重新认识，并将它配置至能有效提高其利用效率的所有者手中。

政府是推动资源公共效能发挥的有力推手，但政府职能繁重，难以独当资源开发的更多具体工作。所以，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完全可以放宽眼光，充分利用有志于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各方社会力量，理解其动因、发挥其智力、利用其人力，实现各方力量的有机组配。在富冈制丝场的利用过程中，就能见到不少NPO团体活跃的身影。其中，最重要的有3个:产业观光学习馆、富冈制丝场同好会(富岡製糸場を愛すゐ会)、富冈制丝场世界遗产传道师协会。产业观光学习馆致力于观光人才的培养，例如，对旧时产业技术解说人员的培养。产业观光学习馆已举办多次“绢产业遗产群解说者养成讲座”。富冈制丝场同好会编绘了与福冈制丝场历史有关的纸芝居(看图说话绘本)，为孩子们解说表演，组织会员义务清扫制丝场，开办制丝场观光周边产品连锁店。其中，富冈制丝场世界遗产传道师协会的成立，正体现了地方政府作为资源利用转型第一推手，广泛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利用模式。最初，群马县政府牵头举办了“第一回富冈制丝场世界遗产传道师养成讲座”，随后，依托这一批学习班的结业学员，富冈制丝场世界遗产传道师协会于2004年8月30日正式成立。协会的常规活动包括:召集世界遗产讲演会、学习会，提供世界遗产解说，举办世界遗产普及体验活动等。

政府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后，引入NPO等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充分利用了有识之士对工业遗产的保护热情和无限智慧，他们参与活动本身，也是对工业遗产社会公共价值的充分发挥。

政府是重要的发轫动力源

回顾富冈制丝场的建立历史和其作为工业遗产的开发历程，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富冈制丝场最初是由政府牵头建设的官营工场，工场实现稳定生产后，政府将富冈制丝场转制为民营。当富冈制丝场完成其制丝的历史使命，转型为工业遗产时，政府再度成为第一推力。在转型渐趋成形之时，政府又引入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经营，充分调动起相关人力资源，扩大工业遗产社会价值的散播范围，令相关人士各取所需、利益均沾。福冈制丝场两次开发中的共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日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一种稔熟战略。

不可否认，日本是东亚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成功者，日本政府和民众以此而自豪。而当代日本，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分工重组，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着变动，国内的产业结构经历着深刻的调整，日本政府亟需重申民族精神提振民心;曾作为日本近代发展基石的大量工业设施，正面临着废弃淘汰。在此背景下，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既可盘活低效率资产、又能提振民族自豪感，两利兼收，因此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本政府和企业财团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工业遗产保护领域。2013年，产业遗产国民会议在东京成立。该组织的发起者共有17人。其中，4人来自交通产业，包括九州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董事长石原进、全日空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大桥洋治、日本航空株式会社董事长大西贤、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安富正文，工业遗产的利用开发将直接带动旅游业和交通业的发展;5人来自制造业和地产界，包括日本工业俱乐部理事长今井敬、三菱地所株式会社董事长木村惠司、九电工株式会社董事长桥田纮一、日铁矿业株式会社董事长松本六朗、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特别顾问宫村真平，制造业和地产企业手中持有大量旧时的工业资产，亟需寻找新的利用方式;4人来自文化产业界，包括富士电视台株式会社董事长日枝久、Imagineer株式会社董事长神藏孝之、渡边Production株式会社名誉董事长渡边美佐、津田塾理事长岛田精一，工业遗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存在于

文化层面，其开发利用有赖于文化企业的助力;2人来自金融资本行业，包括山口银行行长福田浩一、公益财团法人资本市场振兴财团理事长保田博，作为一种产业转型、资源重配，工业遗产的利用需要金融的进入，同时，资本也在其中嗅探着新的投资机会;另有2人为退任政府高官，包括原国土交通省事务次官岩村敬、原文部科学省事务次官佐藤祯一，日本工业遗产的利用过程中，政府是极为重要的发轫动力源。

继2014年7月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之后，日本大力推进的申遗项目是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两相比较，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的申遗，群马县地方政府起着主导作用，而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的明治时期产业遗产，因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壮大的历史、日本国民精神的提振密切相关，其申遗受到了日本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央政府的牵头之下，地方政府、财团企业和地方社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申遗工作。2015年7月，这一批工业遗址群以“日本明治产业革命遗址群”的名义申遗成功。

启示

从2014年申遗成功的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一例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工业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中发挥了关键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将工业遗产的产权从企业转移至政府，令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挥其公共品的效用。而在保护和利用的具体实施中，由政府主导和协调，又大力引入了各方社会力量。既以工业遗产为吸引，高效地利用了相关人力，又在整合人力的过程中，发挥了工业遗产的公共服务价值。2014年以后，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因其承载着近代日本的民族自豪，具有提振当代日本国民精神、提升日本国际政治地位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更是大力协调各方力量，加大相关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力度，推动其申遗工作的展开。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工业遗产，在其成为遗产之前，主要是作为物质生产装置而存在，企业是进行物质生产的高效主体，这些装置为企业所拥有，是对资源的一种高效配置。但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装置逐渐被企业所淘汰，它们继续存在的价值，已不是作为原先的物质生产装置，因其承载着历史、凝结着精神，而具有了传承文化、凝聚人心的公共作用。相较而言，工业企业的强项并不在此，若这些资源继续为此类企业所持有，对他们而言，是造成沉重负担的不良资产，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所以，理应将这些价值已随社会变迁而发生转变的资源，重新配置至在社会分工中职能更具公共性的机构。因此，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从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理解，政府是推动相关工作展开的合适主体，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在日本的良好展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日本明治产业革命遗址群的申遗工作，因这部分工业遗迹印刻着近代日本的崛起历程，关系着当代日本国民精神的提振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中央政府，格外高调地介入了此事。而近代日本的这一段历史，又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近代苦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这些工业的建设使用了日本对外侵略所得的资源和赔款，工业的发展残酷征用了受侵略国家的劳工，工业的制成品被直接用作日本对外侵略的武器。因此，日本的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申遗遭到了中、韩等国的严正抗议。这部分工业遗产的特殊历史内涵，政府的高调参与，畸增了其保护和利用中暗含的政治用心，名为遗产保护，实为侵略正名，这与基于特定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当代政治密切相关。不过，从纯粹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角度观之，近几年日本在这方面的快速有序推进，其间的经验，对中国而言，对上海而言，仍不乏镜鉴之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