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里有一句俗语，当别人问起关于在日本媒体里的工作时，我就会用这句俗语回答道：

“大树底下好乘凉。”

日语中也说“長いものには巻かれろ”（意为别跟有势力的强者抗衡，服从对方为好），但“大树底下好乘凉”更能传递出准确的语义，或许也称得上“大锅饭”。

但是在日本，普通大众对报社记者的印象非常不同。“无所依靠”、“自由”、“反强权”。当然了，这些形容并非完全不靠谱，但也不算准确。这是在日本主流报社工作了23年的我，发自内心毫不掩饰的真实感想。

每当有来自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的客人到我们报社参观访问时，多少可以用中文交流的我，经常被公司派去当“解说员”。特别是最近，日本外务省有一个项目，邀请中国的意见领袖来日本参观访问，每年我大概接到10次左右的接待任务。

对方一般会询问“日本的报纸经营状况如何”？我肯定每次都介绍日本报纸的发行量。

《读卖新闻》900万份，《朝日新闻》700万份，《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300万份，《产经新闻》150万份。全世界发行量第一的报纸是《读卖新闻》，第二是《朝日新闻》。另外《每日新闻》等也进入世界前10名的行列。日本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报纸王国，日本的报纸是个庞大产业。

不光报纸，传媒集团旗下还拥有电视台。朝日新闻下面有朝日电视台，读卖新闻下面有日本电视台，每日新闻下面有东京放送……当然，随着电视台的不断成长，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两者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报纸对电视台也保持着一定影响力。现在朝日电视台的社长，就是朝日新闻政治部出身、过去我的上司。

每当我说起这些，来访的客人们大都目瞪口呆、非常吃惊。然后，他们肯定会问道“为什么在日本报纸如此畅销”？

我可很想回答“是因为日本的报纸本身办得好，有意思”。可是，很遗憾实际上并非如此。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报纸订阅习惯。日本的报纸发行量中约90%是居民家中长期订阅的。在报刊亭里出售的报纸只占很小一部分。

资料图：日本车站里面的书报亭

日本的报社都有强大的快递配送系统，每天都在为争夺订阅读者而激烈竞争。结果，在日本几乎每户家庭都固定订阅一份报纸，这样的读报习惯根深蒂固。所以发行量跟其他国家相比大很多。

在日本，互联网对传媒的影响也很大。年轻人逐渐远离纸媒。杂志的发行量全线下滑。但报纸的发行量没下滑那么多。这就跟报社的配送制度息息相关了。也就是说，人们已把读报纸作为生活习惯，这个因素或许比报纸内容本身更重要。

比如说，23年前我刚进朝日新闻社时，记得当时的发行量是880万份。那时候公司领导正发起动员活动，力争发行量达到900万份。但后来发行量也没怎么上去，现在是700万份。这23年间减少了180万。180万绝不是个小数目，但换算一下就算每年减少10万份的话，年下降率1%多一点。这与世界范围内报纸衰退的速度相比，肯定是下降非常慢的了。

当然，也有报社受广告收入下降等影响，记者待遇不断下滑。被称为报业“败组”的《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的员工平均年收入大概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而被称为报业“胜组”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年薪超过1200万日元。按普通公司白领的标准来说，还是可以说维持着相当高的收入水平。

日本的报社是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对互联网的危机感较弱”的媒体。所以，在全球传媒界看来那些理所当然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日本。

这主要原因是在于终身雇佣制。听说在中国的媒体界，人员变动频繁，裁员是常有的事。美国的报业也是，据说甚至有记者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可在日本，从来没听说过报社裁员、记者下岗的事。当然，和过去相比记者的数量正不断减少。我刚进公司时，1年大概录取100名记者。但现在每年新招聘的记者不到过去的一半。

为什么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的报社里能持续存在？随着在公司上班的年数增加，慢慢的我了解了其中缘由。

因为大家眼看着一旦报社记者脱离组织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话，收入就会骤减。而且也没法跳槽去其他报社。记者这个职业，没有能适应其他职业的一技之长。鉴于这种情况，记者一旦进入报社就不会轻易辞职。也就是说，公司内外的落差实在太大。我的前辈和后辈中也有从朝日新闻辞职去做自由媒体人的。但他们后来的工作都不算太开心。结果后来很多人到大学里安静地教书，靠笔杆子做一生自由媒体人的少之又少。那些干得风生水起的自由媒体人很多从一开始就是自由职业者。在日本，自由媒体人和在公司上班的记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我在大学里是学新闻的。早就知道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中，几乎没有终身雇佣制一说。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对日本报社的终身雇佣制持批判态度，而且期待着未来某一天，终身雇佣制能划上句号，记者们可以在各家媒体间自由流动，形成开放的媒体生态。记者的“自由”、“无所依靠”的理想生存方式，和公司白领的终身雇佣制之间是根本性矛盾。年轻的时候我曾表示“40岁以后就从公司独立出去单干”。可现在我46岁了，还没独立出去。要说“现在的报社一直让我做很有意思的工作，社会上的险峻环境我也不是不害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这些在日本媒体上班的人就像“温室”里无忧无虑的花草。互联网也威胁不到我们，只要身在组织中，60岁之前能一直领着不错的薪水。

可是，生存在这片土壤中的我们，衰退的阴影也正悄然临近。广告收入下降显著。据说，现在同样的发行量，客户付给报社的广告费不到20年前的一半。原因是，现在读报纸的人不再像过去人们那样捧着一份报纸把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啃一遍。

这也同样影响到记者的知名度。过去，报社派驻海外的记者几年后返回日本时，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最近，像我这样常年跟海外报道打交道的人所切身感受到的是，如今驻外记者回国后，对于读者们没人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很吃惊。认真阅读每篇报道以至于记得住记者名字的热心读者越来越少了。

也正因为这种状况，传统媒体的网络化措施总体上也比较迟缓。《朝日新闻》从5年前开始推出收费网络版，但订阅量增长缓慢。据说现在单独上网付钱看朝日新闻报道的人还不到3万，网络版还在为实现盈利举步维艰。

比这些更让人担忧的是，企业没直面改革结果导致抱有“在朝日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就行了”的想法的年轻记者越来越多。对写书、跑新闻、做独家报道感兴趣的记者逐年减少。这说明，在前景黯淡、影响力衰退的报社里，人们看不到积极工作的意义，逐渐沦落为把“身在公司就OK”视为唯一目标的“公司内记者”，并且没有任何负罪感。

我刚入社的那个时代有很多明星记者，他们经常告诉我“不写几本书的话就不算真正的记者”。但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写书的话或许会被上司盯上”、“累死累活的就算出了几本书也跟升职没啥关系”，不知不觉陷入“思维萎缩”。这些想法的根源在于“缺乏危机感”吧。

日本的媒体跟加拉巴哥群岛很像。处在一个与世界潮流相隔离的环境中，是个未完全进化的社会。作为加拉巴哥群岛现象很有名的案例是日本的手机，和全球化标准相背离、独自按自己的标准行事，所以在智能手机方面落后于世界。日本媒体也同样面临“加拉巴哥化”。企业能否趁实力尚存时给“加拉巴哥化”画上句号，变身为能适应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媒体？还是坐以待毙、等待迟早有一天要到来的“安乐死”？可以说，日本的媒体正站在这样一个岔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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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身中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