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指出，“杂种性”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杂种性”的一个表现便是众多宗教的共存。在当代日本，社会上最重要的三种宗教是原初信仰衍生的神道、大陆传来并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和西方世界传来的基督教。

上世纪末，日本基督徒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人口总数的1%，约107.5万人，其中天主教徒43.6万，新教徒63.9万。那么基督教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而其传入日本之初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切支丹时代”的到来

15世纪以来的东西方世界的同步变动，为切支丹（意为基督教/徒，キリシタン，亦作“吉利支丹”，葡语Cristão音译）传入日本提供了机遇。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带来了“西商东进”与“西教东传”。15世纪末，以西、葡等国的政治力量为后盾，迪亚士、达伽马等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大量欧洲商船进入到了东亚、东南亚海域并展开贸易。16世纪以降，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首的新教力量向以教会为首的天主教宣战，并促使后者内部出现“天主教改革运动”，耶稣会等组织相继出现并开始向东方传教。

在东方，原有的政治、贸易秩序破裂。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指出，15世纪中至16世纪下半，伴随着明王朝财政压力的扩大、周边各国的政治波动，亚洲海域原本的朝贡贸易持续低迷，东南亚、琉球、日本各地的“走私”活动日渐高涨，随之而来的便是欧洲军事力量的介入、殖民据点的建设与贸易的扩展——这又导致东亚传统秩序进一步崩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日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其一是西方商船的到来，“勘合贸易”崩坏后，葡萄牙人承担了中国丝绸与日本白银之间的兑换买卖。其次便是切支丹的到来，即依附于冒险商人中的耶稣会士的活动。

天文12年（1543年/明嘉靖22年）8月25日，一艘驶往宁波的商船因风暴漂流到了日本种子岛，大龙寺禅僧南浦文之记录道：“隅州之南有一岛，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种子……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

“铁炮传来”这一事件，是日本人与葡萄牙商人第一次在日本域内直接接触，随即便是耶稣会士的介入。天文16年（1547年/明嘉靖26年）12月，耶稣会成员方济各·沙勿略结识了日本漂民弥次郎，2年后，他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达了想要前往日本传教的意图：“所有去过日本的葡萄牙商人都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去日本，我将为主做出巨大的贡献……据弥次郎说，他们是一支受理性控制的民族。”

“容耶”与“用耶”

天文19年（1549年/明嘉靖28年）8月15日，沙勿略一行抵达萨摩藩，掀开了日本切支丹时代的序幕，而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武家政权的容许密切相关。

首先是地方大名的保护与支持。

当年9月，沙勿略携礼品拜访了萨摩领主岛津贵久，贵久热情接待了他们，会晤之后，甚至赐予他们居所并允许传教，沙勿略不久便在当地建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教堂。但由于当地佛教的排斥与迫害，次年，沙勿略便辗转平户，受到了领主松浦隆信的欢迎，几日之内便有数百人受洗。两年后的4月中旬，沙勿略携葡萄牙属印度果阿总督加西亚的信件与13件精美礼品到达山口，拜访了大名大内义隆，大内义隆随即颁布告示，允许传教并禁止伤害宣教士，两个月内便有500余人受洗，其中不乏大名重臣与改宗者。

日本学者海老泽有道认为，西南大名的举措，一方面是看到了南蛮商人们对于耶稣会士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对铁炮类火器的渴求。

永禄6年（1563年/明嘉靖42年），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等抵达日本，同年，大村家家督大村纯忠皈依，成为第一个切支丹大名。天正6年（1578年/明万历6年）领主大友宗麟受洗，两年后，大名有马晴信皈依，大村纯忠甚至将长崎“出让”给耶稣会士。天正9年，四名日本男孩教徒被送往罗马并谒见教皇（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大友宗麟等人事前对此举并不知情）……

其次则是“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的容纳。

永禄11年（1568年/明隆庆2年）织田信长“上洛”（到达京都），弗洛伊斯等人便开始试图接近他，次年3月13日，怀揣“天下布武”之梦的信长首次会见传教士。有趣的是，信长在宴会期间并未多言，只是在弗洛伊斯的诸多礼物中选择了一顶帽子。4月，弗洛伊斯等人于正在建设的二条城再次觐见信长，并提出希望允许传教士居住京都、与佛僧“宗论”，并得到了信长的认可。

信长的“容耶”政策有着明确的“用耶”意图。永禄12年，“第一次信长包围网”形成，信长与京都公家的关系日渐暧昧，更与净土真宗的石山本愿寺兵戎相见。包容传教便意味着打击佛教势力、处理好与西南切支丹大名的关系、保障与南蛮的贸易。据日本学者松田毅一著，1569—1582这14年间，信长在京都会见耶稣会士15次，在安土城12次，加上其他总计31次，两者的亲密关系可谓贯穿始终。

然而，天正10年（1582年/明万历9年），“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中起兵谋反，杀害其主君信长）使得信长“天下布武”之路戛然而止，亦改变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命运。

丰臣政权的“排耶”尝试

武家政权的“容耶”在丰臣秀吉时代逐渐接近尾声。日本学者池上裕子认为，秀吉继承信长统一大业后，并未延续其对抗公家的作风，而是积极与朝廷接近并依仗其权威，此即“天下布武路线的转换”。一方面，集“天下人”、“关白”、“太阁”于一身的秀吉已是武家与公家皆认同的实权者。另一方面，通过再建本愿寺等措施，秀吉与佛教势力的关系也极为亲密。因此，秀吉的“用耶”主要是经济往来而非政治需求。

天正14年（1586年/明万历14年），秀吉在大坂招待了以日本准管区长柯埃里为首的访问团，同年5月的《关白殿许可状》还对耶稣会士的传教行为持包容姿态：“予准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其住宅、教所不用作兵士宿泊义务、不缴纳佛僧寺院等所需缴纳之课税。彼等在领内宣讲基督教义不受妨害。”

然而，次年6月19日，秀吉颁《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传教士：“一、日本神国也，西国传来之基督邪法，万万不可接受。二、传教士令诸国郡之民归附，捣毁神社佛阁，实乃前所未闻之事，诸国郡知行，亦得遵天下之法，故需对其严加约束，不可任其妄为。三、传教士皆以其知识博取信徒，乃至破坏日本之佛法，诚不当矣。故其不可留于日本，当自今日起二十日内归国。四、黑船之仪，系贸易之事，应予区别，今后亦可进行长期贸易。五、不妨害佛法之商人，纵来于基督之国，亦予准许。”

秀吉禁教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日本学者清水弘一总结了七种观点：耶稣会野心说、（教会）天寺性质说、日本神国说、佛教僧侣策划说、葡萄牙商人失策说、教会活动过激说与丰臣政权内部大名策划说。笔者认为，在天正15年的萨摩征伐中，秀吉洞察到了西南切支丹大名的实力及其与南蛮的亲密，从而愈发警惕。

对于《令》以及秀吉禁教的成效，学界亦看法不一。复旦学者冯玮认为，当葡萄牙商馆以中断生丝供应相威胁，秀吉不得不妥协，《令》无异于一纸空文；日本学者藤田达生则认为，《令》在外交层面消除了切支丹大名，可谓是颁示内外的近世祖法。而笔者认为：秀吉禁教的成效一般。英国学者贝利指出，《令》颁布后，10余名传教士依然滞留在长崎并担任葡萄牙商船长崎贸易的向导，130余名耶稣会士仍在九州布教，教徒数量仍在迅猛增加，而以西班牙方济各修道会为代表的其他势力也开始进入日本。但在另一方面，秀吉的“排耶”为后来的德川政权指明了方向——“商教分离”原则，即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既要禁止基督教，又要保证商业往来。

庆长2年（1597年/明万历25年），秀吉下令把日本信徒及方济各会修道士总计26人在长崎钉死在十字架上，次年，丰臣秀吉病殁于伏见城。

德川政权的“禁教”与“锁国”

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传入日本是15世纪以来东西世界同步变动的结果，而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西方世界的再度变化，其在日本亦走向了终结。

在东方，经“关原合战”与“大坂之役”，德川氏取代丰臣氏，家康通过诸多“法度”整顿国内秩序，并着手恢复同朝鲜、明朝之间的往来。在西方，经“尼德兰革命”与“英西战争”，伊比利亚半岛衰落，奉行“重商主义”与“商教分离”的荷兰与英国日益强大起来。

庆长5年（1600年/明万历28年）4月19日，荷兰商船“弗莱彻”号漂流到日本。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幸八郎指出的那样，德川政权希望将传教与商业分割，而能满足其需要的欧洲势力在此时出现了。水手代表、英国船员威廉·亚当斯赴大坂觐见家康，后来他成为外交顾问并改名三浦按针，是为日本历史上首个外国武士。在三浦的斡旋下，日本与荷兰、英国建立了往来，这进一步打击了西、葡在日本的力量。

庆长18年，在家康已经明令禁止家臣信教的情况下，有马晴信的宗教信仰败露，旋即被剥领流放。由于基督教自杀有罪，晴信在举行仪式后命令家臣将其杀死，以此为肇端，迫害基督徒的大潮从骏府城开始席卷全国。

次年1月，已退居幕后的家康授意其子、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组织起草了新的《伴天连追放令》，即“庆长禁教令”，驱逐了日本所有传教士，其中包括89名耶稣会士、4名方济各会修道士、2名多明我会修道士、2名奥古斯丁会修道士。

家康殁后，秀忠的禁教措施愈发严厉，“京都大殉教”、“元和大殉教”相继发生。元和9年（1623年/明天启3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继任后，不仅有“江户大殉教”、“平户大殉教”与“东北大殉教”，更是出现了“云仙地狱”与“踏绘”等诸多针对信徒的措施。据日本学者井上清著，1614—1635年，被迫害致死的信徒达28万人之多。

宽永10年（1633年/明崇祯6年/后金天聪7年）至宽永16年（1639年/明崇祯12年/清崇德4年），家光连续5次颁布所谓“锁国令”（当然学界对于“锁国”一词存在争议），在此期间，爆发了由信徒天草四郎领导的的“一揆”（农民起义），即“岛原之乱”。宽永17年至次年，幕府以荷兰人亦信仰基督教为理由，破坏了长崎的荷兰商馆并迫使其转移到长崎的出岛。

1644年，后光明天皇登基之岁，明清鼎革之年，日本最后一位耶稣会士殉教，一个“无神甫时代”开始，日本的“切支丹时代”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