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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日本的命运:从接纳到全面禁教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2-30 8:23:47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指出,“杂种性”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杂种性”的一个表现便是众多宗教的共存。在当代日本,社会上最重要的三种宗教是原初信仰衍生的神道、大陆传来并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和西方世界传来的基督教。


上世纪末,日本基督徒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人口总数的1%,约107.5万人,其中天主教徒43.6万,新教徒63.9万。那么基督教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而其传入日本之初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切支丹时代”的到来


15世纪以来的东西方世界的同步变动,为切支丹(意为基督教/徒,キリシタン,亦作“吉利支丹”,葡语Cristão音译)传入日本提供了机遇。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带来了“西商东进”与“西教东传”。15世纪末,以西、葡等国的政治力量为后盾,迪亚士、达伽马等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大量欧洲商船进入到了东亚、东南亚海域并展开贸易。16世纪以降,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首的新教力量向以教会为首的天主教宣战,并促使后者内部出现“天主教改革运动”,耶稣会等组织相继出现并开始向东方传教。


在东方,原有的政治、贸易秩序破裂。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指出,15世纪中至16世纪下半,伴随着明王朝财政压力的扩大、周边各国的政治波动,亚洲海域原本的朝贡贸易持续低迷,东南亚、琉球、日本各地的“走私”活动日渐高涨,随之而来的便是欧洲军事力量的介入、殖民据点的建设与贸易的扩展——这又导致东亚传统秩序进一步崩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日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其一是西方商船的到来,“勘合贸易”崩坏后,葡萄牙人承担了中国丝绸与日本白银之间的兑换买卖。其次便是切支丹的到来,即依附于冒险商人中的耶稣会士的活动。


天文12年(1543年/明嘉靖22年)8月25日,一艘驶往宁波的商船因风暴漂流到了日本种子岛,大龙寺禅僧南浦文之记录道:“隅州之南有一岛,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种子……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


“铁炮传来”这一事件,是日本人与葡萄牙商人第一次在日本域内直接接触,随即便是耶稣会士的介入。天文16年(1547年/明嘉靖26年)12月,耶稣会成员方济各·沙勿略结识了日本漂民弥次郎,2年后,他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达了想要前往日本传教的意图:“所有去过日本的葡萄牙商人都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去日本,我将为主做出巨大的贡献……据弥次郎说,他们是一支受理性控制的民族。”


“容耶”与“用耶”


天文19年(1549年/明嘉靖28年)8月15日,沙勿略一行抵达萨摩藩,掀开了日本切支丹时代的序幕,而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武家政权的容许密切相关。


首先是地方大名的保护与支持。


当年9月,沙勿略携礼品拜访了萨摩领主岛津贵久,贵久热情接待了他们,会晤之后,甚至赐予他们居所并允许传教,沙勿略不久便在当地建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教堂。但由于当地佛教的排斥与迫害,次年,沙勿略便辗转平户,受到了领主松浦隆信的欢迎,几日之内便有数百人受洗。两年后的4月中旬,沙勿略携葡萄牙属印度果阿总督加西亚的信件与13件精美礼品到达山口,拜访了大名大内义隆,大内义隆随即颁布告示,允许传教并禁止伤害宣教士,两个月内便有500余人受洗,其中不乏大名重臣与改宗者。


日本学者海老泽有道认为,西南大名的举措,一方面是看到了南蛮商人们对于耶稣会士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对铁炮类火器的渴求。


永禄6年(1563年/明嘉靖42年),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等抵达日本,同年,大村家家督大村纯忠皈依,成为第一个切支丹大名。天正6年(1578年/明万历6年)领主大友宗麟受洗,两年后,大名有马晴信皈依,大村纯忠甚至将长崎“出让”给耶稣会士。天正9年,四名日本男孩教徒被送往罗马并谒见教皇(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大友宗麟等人事前对此举并不知情)……


其次则是“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的容纳。


永禄11年(1568年/明隆庆2年)织田信长“上洛”(到达京都),弗洛伊斯等人便开始试图接近他,次年3月13日,怀揣“天下布武”之梦的信长首次会见传教士。有趣的是,信长在宴会期间并未多言,只是在弗洛伊斯的诸多礼物中选择了一顶帽子。4月,弗洛伊斯等人于正在建设的二条城再次觐见信长,并提出希望允许传教士居住京都、与佛僧“宗论”,并得到了信长的认可。


信长的“容耶”政策有着明确的“用耶”意图。永禄12年,“第一次信长包围网”形成,信长与京都公家的关系日渐暧昧,更与净土真宗的石山本愿寺兵戎相见。包容传教便意味着打击佛教势力、处理好与西南切支丹大名的关系、保障与南蛮的贸易。据日本学者松田毅一著,1569—1582这14年间,信长在京都会见耶稣会士15次,在安土城12次,加上其他总计31次,两者的亲密关系可谓贯穿始终。


然而,天正10年(1582年/明万历9年),“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中起兵谋反,杀害其主君信长)使得信长“天下布武”之路戛然而止,亦改变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命运。


丰臣政权的“排耶”尝试


武家政权的“容耶”在丰臣秀吉时代逐渐接近尾声。日本学者池上裕子认为,秀吉继承信长统一大业后,并未延续其对抗公家的作风,而是积极与朝廷接近并依仗其权威,此即“天下布武路线的转换”。一方面,集“天下人”、“关白”、“太阁”于一身的秀吉已是武家与公家皆认同的实权者。另一方面,通过再建本愿寺等措施,秀吉与佛教势力的关系也极为亲密。因此,秀吉的“用耶”主要是经济往来而非政治需求。


天正14年(1586年/明万历14年),秀吉在大坂招待了以日本准管区长柯埃里为首的访问团,同年5月的《关白殿许可状》还对耶稣会士的传教行为持包容姿态:“予准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其住宅、教所不用作兵士宿泊义务、不缴纳佛僧寺院等所需缴纳之课税。彼等在领内宣讲基督教义不受妨害。”


然而,次年6月19日,秀吉颁《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传教士:“一、日本神国也,西国传来之基督邪法,万万不可接受。二、传教士令诸国郡之民归附,捣毁神社佛阁,实乃前所未闻之事,诸国郡知行,亦得遵天下之法,故需对其严加约束,不可任其妄为。三、传教士皆以其知识博取信徒,乃至破坏日本之佛法,诚不当矣。故其不可留于日本,当自今日起二十日内归国。四、黑船之仪,系贸易之事,应予区别,今后亦可进行长期贸易。五、不妨害佛法之商人,纵来于基督之国,亦予准许。”


秀吉禁教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日本学者清水弘一总结了七种观点:耶稣会野心说、(教会)天寺性质说、日本神国说、佛教僧侣策划说、葡萄牙商人失策说、教会活动过激说与丰臣政权内部大名策划说。笔者认为,在天正15年的萨摩征伐中,秀吉洞察到了西南切支丹大名的实力及其与南蛮的亲密,从而愈发警惕。


对于《令》以及秀吉禁教的成效,学界亦看法不一。复旦学者冯玮认为,当葡萄牙商馆以中断生丝供应相威胁,秀吉不得不妥协,《令》无异于一纸空文;日本学者藤田达生则认为,《令》在外交层面消除了切支丹大名,可谓是颁示内外的近世祖法。而笔者认为:秀吉禁教的成效一般。英国学者贝利指出,《令》颁布后,10余名传教士依然滞留在长崎并担任葡萄牙商船长崎贸易的向导,130余名耶稣会士仍在九州布教,教徒数量仍在迅猛增加,而以西班牙方济各修道会为代表的其他势力也开始进入日本。但在另一方面,秀吉的“排耶”为后来的德川政权指明了方向——“商教分离”原则,即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既要禁止基督教,又要保证商业往来。


庆长2年(1597年/明万历25年),秀吉下令把日本信徒及方济各会修道士总计26人在长崎钉死在十字架上,次年,丰臣秀吉病殁于伏见城。


德川政权的“禁教”与“锁国”


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传入日本是15世纪以来东西世界同步变动的结果,而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西方世界的再度变化,其在日本亦走向了终结。


在东方,经“关原合战”与“大坂之役”,德川氏取代丰臣氏,家康通过诸多“法度”整顿国内秩序,并着手恢复同朝鲜、明朝之间的往来。在西方,经“尼德兰革命”与“英西战争”,伊比利亚半岛衰落,奉行“重商主义”与“商教分离”的荷兰与英国日益强大起来。


庆长5年(1600年/明万历28年)4月19日,荷兰商船“弗莱彻”号漂流到日本。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幸八郎指出的那样,德川政权希望将传教与商业分割,而能满足其需要的欧洲势力在此时出现了。水手代表、英国船员威廉·亚当斯赴大坂觐见家康,后来他成为外交顾问并改名三浦按针,是为日本历史上首个外国武士。在三浦的斡旋下,日本与荷兰、英国建立了往来,这进一步打击了西、葡在日本的力量。


庆长18年,在家康已经明令禁止家臣信教的情况下,有马晴信的宗教信仰败露,旋即被剥领流放。由于基督教自杀有罪,晴信在举行仪式后命令家臣将其杀死,以此为肇端,迫害基督徒的大潮从骏府城开始席卷全国。


次年1月,已退居幕后的家康授意其子、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组织起草了新的《伴天连追放令》,即“庆长禁教令”,驱逐了日本所有传教士,其中包括89名耶稣会士、4名方济各会修道士、2名多明我会修道士、2名奥古斯丁会修道士。


家康殁后,秀忠的禁教措施愈发严厉,“京都大殉教”、“元和大殉教”相继发生。元和9年(1623年/明天启3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继任后,不仅有“江户大殉教”、“平户大殉教”与“东北大殉教”,更是出现了“云仙地狱”与“踏绘”等诸多针对信徒的措施。据日本学者井上清著,1614—1635年,被迫害致死的信徒达28万人之多。


宽永10年(1633年/明崇祯6年/后金天聪7年)至宽永16年(1639年/明崇祯12年/清崇德4年),家光连续5次颁布所谓“锁国令”(当然学界对于“锁国”一词存在争议),在此期间,爆发了由信徒天草四郎领导的的“一揆”(农民起义),即“岛原之乱”。宽永17年至次年,幕府以荷兰人亦信仰基督教为理由,破坏了长崎的荷兰商馆并迫使其转移到长崎的出岛。


1644年,后光明天皇登基之岁,明清鼎革之年,日本最后一位耶稣会士殉教,一个“无神甫时代”开始,日本的“切支丹时代”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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