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秘：日本人为何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既然“边境”是一个偏离主流的、边缘化的相对概念，那么便有雄踞价值核心的、主体性的存在；反之亦然：有威仪四方的天朝价值体系，才有所谓“边境”的概念。内田给出的定义是：“‘边境’是一个与‘中华’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华夷秩序’这个宇宙论当中，‘边境’的概念才有意义。”于是，两千年来，泱泱帝国，有天下而无世界，靠由近及远、疏而不漏的朝贡体系，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边境”地带辐射天朝的“德政”，有效地维系着“华夷秩序”。日本作为“东夷”中偏远的一支，虽隔山隔海，但仍被天朝的“王化”之光所照耀，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被中华皇帝（魏明帝）正式册封，获“亲魏倭王”的封号，而免于沦为黑暗的“化外之邦”的命运。

然而，日本竟“身在福中不知福”，到底暴露了其难以同化的“蛮夷”本性：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访隋，递交一纸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乃至（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这则历史记事，让日人暗爽了何止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史家争相诠释，论证早在圣德太子时代，岛国统治者便已萌生与隋朝分庭抗礼的“二心”，旨在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若单从字面看的话，此说确乎讲得通。彼时，倭国已完成统一。在圣德太子的主导下，不断引进中国的先进文明，锐意革新，气象大变，也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公元646年）奠定了基础。在统治者来说，很可能有种与大陆先进国家平等相处的“宏愿”。但这种“宏愿”是不是已经坐大到了怀抱“二心”、公然“叫板”的程度，则大可存疑。因为，就在同一篇记事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如果说彼时已有与隋朝分庭抗礼之“企图”的话，何至于出“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这种过谦之词呢？这不是明摆着自相矛盾、自我妖魔化吗？

对此，内田也有自己的诠释：“在这里，我产生了一个比较‘阴险’的想法，我认为圣德太子可能采取了一种高级的外交手腕，就是装作不知道对方的外交规则。在圣德太子之后，时至今日，‘假装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规则，只要有实惠可捞’依然是日本人不断使用的传统外交战略。”应该说，内田的“阴险”，并非学者的臆测，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事实上，明明知道却佯装“不知”，以“不知”来博取实利，未尝不是来自“藩地”的“边民”与代表中华帝国的朝廷打交道时的策略。典型者如明朝的“堪合贸易”：为防患倭寇骚扰，明初中期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禁止一般商船来往交易，只允许贡舶来华贸易。对“藩国”的入贡，明朝动辄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回赐品来回报，对贸易使团的接待则更是极尽慷慨、周到之能事（使团成员、曾两次入明的楠叶西忍慨叹道，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国也”）——以这种“厚往薄来”的不等价方式来换取入贡国家、民族在政治上的尊崇，既是“德政”之一环，同时也是一种统战策略。日本抓住了天朝的心理，打着“朝贡贸易”的旗号，除了双方堪合的贡品之外，每每附搭大量方物，甚至违禁品的刀剑兵器，以期明以远高于市价的“统战”价格予以收购，利润惊人。乃至日本国内不断有强藩出而争夺堪合，甚至不惜中途劫掠，发生过若干次争贡事件（如正德四年的“宁波争贡事件”）。

日人素以认真著称，但在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时，却似有“马大哈”之嫌：他们引进了诸般制度，从政治到文化，连文字都照搬无误，却独落下了科举和宦官制度，这事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蹊跷。内田认为，并不是说日本人经过检讨之后，觉得这两种制度存在不足，而是感觉这些制度似乎与其“本家的家风”不大对路，于是便佯装不知这些制度的存在。但他们却不会刻意反驳，只是悄然、低调地“割爱”——所谓“表面服从，内心不服”，正是边境人的显著心理特征。而这种“内心不服”的情绪，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端赖自身的实力水平及与中心国家（中华）力量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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