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讯·大家》连续拜读了李多钰女士的两篇文章《老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义务教育的暗黑市场》，写国内学校老师的收红包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现今国内教育体系：

“所谓义务教育，从入学、学校、校外，它的上中下游都被绑架了，义务教育，恰恰成了最昂贵的特权教育。老师收红包只是系统整体问题的一个日常表现，它之所以显得尤其荒谬，正因为它习以为常地显示了教育主体的倒置——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主体不再是学生，而是利益。”

两篇文章令我吃惊。因为文章里所写的内容，是我未曾有过的经验，实感陌生。

首先，我小时候在家乡湖南上学时，老师不仅不收礼，甚至还会自掏腰包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一位姓盛的女老师，有年夏天我弟弟急病住院，父亲出差在外，母亲要照看弟弟，没时间照顾我，盛老师就将我领到她自己家里。整个夏天，我不仅在老师家免费吃住，还“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免费接受老师给我“开小灶”——尽管我的母亲从未给盛老师送过礼，但她却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也不追求那么多金钱利益。我和同学们见到老师，就如今日之宅男见到女神，浑身上下都是仰慕与忐忑。所以，我到如今都对“老师”这个称呼敬重有加，并不随便尊人一声“老师”。

后来，我来日本结婚定居，并成为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从女儿2岁半进入日本的公立幼儿园、7岁进入日本六年制的公立小学，直到现在13岁就读日本的私立中学，十多年来我也从未给日本的学校或幼儿园的老师送过礼，更不用说给老师送红包——因为，在日本，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哪位家长若不注意，随便给学校的老师们送礼送红包，很可能弄巧成拙，不仅无法让老师多“照顾”自己的孩子，反而会让孩子在学校从此难以做人，在同学们中间难以抬起头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再回答大家。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宪法第26条第2项，对“义务教育”给出的定义：

“根据法律规定，全体国民肩负有让其所保护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而义务教育是无偿的。”

从这一定义，可看出所谓“义务教育”，其实包括两个基本内容：

第一，让学龄儿童就学，是身为家长必须尽到的“义务”，日文中称之为“就学义务”；

第二，国家既然要求家长对孩子必须尽到“就学义务”，国家也就必须在此“义务”要求的基础上，肩负有提供“无偿教育”的责任。出于此种考虑，日本的义务教育由公立学校来负责完成——日本各地的公立学校，属于各地的地方公共团体。所谓“地方公共团体”，用一句简洁的话来加以说明，就是“为当地居民提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性事务与公共性服务的组织”。

也就是说：作为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拥有“无偿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它不是利益链产业，而是非盈利性的公共事业机

构。这种公共事业机构是否管理完善、运行良好，所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而这种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则直接反映出该地区政府的执政伦理观与奉公之心。

基于这样的定位，在日本，到了学龄期的孩子，都会就近入学，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为了方便孩子们能就近上学，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会有学校。

三年前，我曾去参观过日本一座湖中浮岛上的小学。湖中浮岛的名字叫“冲岛”，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中一座面积仅1.52 km的小岛，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浮岛。

因为属于湖中浮岛，即使在交通方便的日本，想去趟冲岛，都十分不方便。到冲岛必须先乘电车到达日本滋贺县的近江八幡市，然后再驱车20多分钟，赶到一个叫堀切新港的地方，再从堀切新港乘船10分钟，才能到达冲岛。而且从近江八幡——堀切新港这段路，是没有巴士的，须有人开车接应才行。

冲岛上一共生活了300多位居民，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三年前我去拜访这座淡水浮岛时，这个岛上的孩子，从幼儿园生到小学高年级，一共才10个人。而就是这10个孩子，在交通不便的浮岛上，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着完全平等的免费义务教育：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包括游泳池和图书室在内，都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校长和教师也由政府统一派遣。在一间教室内，我看到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教孩子们认识昆虫。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但老师讲解得十分认真；而在明亮干净的学校餐厅里，我还看到老师领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用餐前，要对食物说谢谢。”很显然，尽管只有10名孩子，但无论是教育硬件还是教育软件，大人们对孩子却不曾有过一丝怠慢。冲岛的小学：一所只有10个孩子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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