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产抗战片中，经常可见如此战景：中国抗日军队取得战斗胜利时，跪地求饶的大都是汪伪军，而日本兵则负隅顽抗，以战死或剖腹自杀收场。 无疑，他们是“不怕死”的军队，不兴苟且偷生 。

日本人的这种“不怕死”的精神，除了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不可战胜的野性作用”（二战时一对一美军都怵日军），还在日本的数次历史变革中产生过雷厉风行的良性作用。

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文中认为：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因为日本人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改革者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则非常敢于牺牲。

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义士抛头颅撒热血，豁出性命与顽固势力做武装和暗杀大战。而中国，那些“公车上书”的书生，大都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只有一个谭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游戏，再难成事。如果不是后来深受武士道影响的中国留日生们组成了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腐败透顶的晚清在中国的统治，不知还垂而不死到什么世纪。

日本学者在谈起日本国民性来，常常以“绝不苟且偷生”傲世。他们认为，不怕死的民族实言实行、势如破竹。一个关键时刻敢于牺牲的民族，一旦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干啥啥成。他们即便走错了路，仍有资格谈及未来。

就“不怕死”这一点上，日本人面对世界，的确拥有值得狂妄的品能。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好死不如赖活是”这条熟语。但是，日本人为什么不怕死？难道他们天生不惜命？

求生是人的一种本能，没有人生下来就对死亡感兴趣。但精神和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日本人之所以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是因为在他们的灵魂里有一份“轻死”的答案。

地球人都知道，日本有武士道。在外人和日本人眼里，武士道完全是两张脸谱。在外人尤其是亚洲人眼里，大多认为武士道是一种非常极端和残忍的精神，因为他们深受其害。而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精神支柱。 所以，即便是对于战败的“战犯”，他们也要顶礼膜拜，每年靖国神社香火不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死，不如说武士道在日本是割不断的精神血脉。

“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此乃武士道三大立身之本。这原是日本等级社会的“家丁精神”，后来浸入了除天皇外的所有国民的血液中，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

武士道之所以成为日本全民信仰，首先是那个世所共知的原因——日本有个一以贯之的国家象征，天皇。而这个天皇，一脉相传，从未被割断。自“天照大神”降临、神武天皇始，天皇就与国家“永结同心”。国家就是天皇，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有人出发点，都最终体现为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天皇与国家一体化”为武士道提供了浑然天成的载体。

坚定武士道信仰的，除了国家与天皇一体化，还有天皇所代表的国家形象“神圣化”。日本天皇自始至终，形象从来没有坍塌，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日本战败了，被外国军队占领着，但天皇的声望不减当年。二战后的史书记载：战后已经成为“伪政权”元首的天皇，到日本各地视察时，群众对天皇仍致以对神一样欢呼，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比战前写的还明：“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当然，被美国改造为民主化的日本，战后《日本国宪法》也表明：天皇不再是神，承认“天皇也与平民无异”，相当于日本一国民。但是，精神领袖的形象尚存。即便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不再崇拜天皇，但他们并不否认天皇代表国家精神。国家需要一种永久神圣的形象，这就是武士道成为日本全民信仰的第二原因。日本拥有引以为荣、从未改变的“和魂”血脉之根。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日本，虽也屡历内忧外患，但国民信仰之“魂”从未被割断过。不管是大化改新的“和魂汉才”，还是明治维新的“和魂洋才”，均以“和魂”不散为前提，即便内部党争，也不会令这个民族一盘散沙，他们形散而神不散，视“魂”如命。

毋庸置疑，武士道是铁血之魂，它对外冷，对内热。如果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就无法全面了解这种“铁血魂”为什么能浸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中。

虽然现在日本已无“有型的武士”，但武士道仍是国家精神的代名词，是大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在“前现代”日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中，以“过劳死”等形式发挥过加速器作用，在当下“后现代”日本，也必将随着右翼政治势力（其实就是国家精神复苏的表征）的崛起而产生难以估量的裂变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