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同东方的一颗彗星，其兴也骤，其衰也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盛极一时之际，著名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参选自民党总裁惜败不久，便联合索尼集团总裁盛田昭夫，公开呼吁日本可以说“不”、“日本模式”必将为世界效法。话音刚落，日本便陷入“失去的十年”，让人唏嘘不已。进入21世纪后，“十年九相”的政治乱局让日本依然找不到路在何方。2010年，石原慎太郎无奈地说：“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在此次地震爆发之前的2007年和2008年，经济衰退了4%和3%。日本地震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就提出，地震对经济的影响也只占GDP的1%，其损失远远比不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损失。“日本在经济问题上会越来越衰退，最终会衰退成退出一流国家，进入二流国家的状态。”

若说中国是冉冉升起的朝阳，那么日本恐怕更像是日薄西山的夕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近期席卷日本的“坂本龙马热”，恐怕也正反映了黄昏之下，日本国民呼唤坂上之云再次升起的真实心态。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日两国的实力消长岂不正是如此。1949年的日本GDP不到中国的50%，而1970年代中国却不足日本的12%，2010年中日GDP再次历史性逆转。虽然，这一逆转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意义，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能掩盖全部的事实。

如今，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日本又遭遇了这场大地震，其经济会更加失去方向。但从现实角度而言，日本仍是中国最值得借鉴的历史明镜。日本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以日本为镜，可以正衣冠、知得失。

债务危机与建设狂奔

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后，民主党在经济领域提出要从“钢筋混凝土”转向“以人为本”。这样的理念貌似理所当然，却是日本付出惨痛代价后得来的，日本昔日兴起的源泉，恰是今日衰退的原因。

评论家们喜欢揶揄日本是“土建国家”。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为标志，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全心致力于公共建设，每年40%以上的财政预算都投入到了公共建设，有些建设在早期无疑是有利的，但逐渐陷入了失控的建设狂奔。

亚兰·布斯在《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一书中分析道：“日本乡村的荒芜不是偶然或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所至，而正是‘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与狂热的土木建设相结合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机制性附属症——‘建设中毒’。”

环境与发展专家弗雷德·皮尔斯更加直接地痛批：“日本是名副其实的‘水坝建设狂’，半个世纪如一日，每年耗资2000多亿日元，到1997年，先后修筑2800多座水坝，盘踞到日本97%的河流之上。日本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巨大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凉的无人岛。”

截至1998年，日本建设业的从业人员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人口的10.1%，如果将公共建设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也计算在内，与建设业有关的就业机会比率高达1/5，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4倍。但正如阿列克斯·科尔分析的那样：“日本建设业所创造的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非来自于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人为制造出的就业机会’，是国家财政无节制投入的结果。”

这一庞大“就业机会”的存在，大大削弱并延缓了日本软件业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日本一旦停止公共建设，就会出现大量失业，正像是毒瘾重症患者，除了持续不断地加大药量外，生活将无法继续。

更严重的是，耗资甚巨的公共建设预算约一半左右靠借贷维持，累积的沉重债务让日本难堪重负。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国家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人均债务负担721万日元。而IMF预测，若以现有的债务增加速度持续下去，2016年日本公共债务率将增至277%，日本将成为发达国家历史上财政状况最恶化的国家。

虽然，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长期大规模发行国债，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以致无法收拾，是造成日本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但实际上，日本自1950年代开始的建设狂奔就已经为此埋下了祸根。

日本经济学泰斗加藤宽分析称：“二战战败结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但残留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大政府’形态，官僚们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公共建设。直到泡沫经济崩溃，才意识到必须创建‘小政府大市场’，民间能做的事就要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事就要交给地方，要搞分权改革。”

地产投机与海外狂购

人类对土地有种天生的渴望，古今中外四海皆然，但日本作为远离大陆的岛国，尤甚。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曾指出：“日本人崇拜土地的思想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从这一点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的泡沫经济。”

根据罗默假说，由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存在资源环境消耗导致的“尾效”。据测算，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土地尾效大约为每年0.3561%，加上日本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土地约束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那么，日本地产泡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日本知名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因素是造成30多年来土地价格上涨145倍的最大因素。”

而日本微观性地价泡沫的关键，则在于土地的财团垄断。这些战后惨遭解体的战前各大财阀很快便以财团的形式重新集结了起来。因为银行向企业放贷时大都要求以土地作抵押，这些财团企业便大肆购地，并以土地扩张作为产能及市场扩张的前提。正如华尔街分析报告所言：“丰田公司更像是一个在自己的土地上附带生产汽车的大地主。”

长谷川庆太郎则在《投机时代》中写道：“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陷入了土地投机的时代。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充斥着抢购土地的恐慌心理和焦躁情绪，更弥漫着投资土地必然暴涨的‘浪漫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不惜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购置土地贷款，紧盯着土地疯狂的飙升。”

1985年之前，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还一直低于GDP，1988年即升至GDP的1.4倍。1985年至1990年，日本累计土地资产收益1420万亿日元，为1990年日本GDP的3.3倍。到了1990年，东京土地资产总额已接近美国全国总额，而日本全国则高达2400万亿日元，为美国的4倍。旅日华人学者莫邦富称：“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买下美国，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类似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日本媒体上屡见不鲜，且被大部分的日本人津津乐道。”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进军海外地产也战绩赫赫。被日本偷袭过的珍珠港，几乎被日本企业全部收入囊中，夏威夷俨然成了日本的“新殖民地”。檀香山市市长曾疾呼：“檀香山要变成日本东京的一个区。”而三菱以8.46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广场51%的股份，索尼、松下分别以34亿和61亿美元收购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集团、美国环球影业集团，紧接着美国ABC大厦、Citibank总部大厦、Mobil石油总部大厦、帝国大厦等纷纷落入日本之手。

这一系列地产投机之所以可能，与日本当时的金融形势密不可分。1974年日本政府曾将“对付土地投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昙花一现。同年4月开始，日本的金融政策转向宽松。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再采取宏观调控，日银也从1986年1月起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从5%降至1987年2.5%的战后最低水平。

同时，自197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界被允许可按时价发行股票，巨头企业从而以比市场利率低很多的费用从股票市场融资，开始具备准银行功能。正如前日银总裁三重野康所言：“泡沫经济初始时期，日本金融机构向地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余额由原来的20%骤然上升到40%。”这也注定了一旦地产投机失败，必将殃及同样疯狂的股票市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句名言：“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能判定是泡沫。”山一证券副总裁北川文章也回忆称：“当时的日本，曾经有40名知名的经济学家对前景进行预测，没有一个人认为会出现危机，都对将来持乐观态度。”

在狭小的岛国，一亿人正沉浸在人类历史上远比郁金香泡沫、黑色星期一、纳斯达克泡沫更为严重的泡沫危机中不能自拔。

“骄傲的平家不久长”

日本有一句民谚：“骄傲的平家不久长。”平家即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平氏，鼎盛时期曾不可一世，但18年后即被源氏所灭。骄傲往往源自内心夜郎自大式的无知，也源自外界故意或无意的甜言蜜语。

当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后不久，法国记者吉兰迅速出版《世界第三大国》一书，对崛起日本极尽溢美之词，而日文版半年内也再版15次，可谓洛阳纸贵。

1979年，哈佛大学东亚专家傅高义出版《JAPAN IS NO.1》。他感慨：“和他国有所不同，日本在19世纪初就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雷厉风行地学习外国。结果它成了时代变革的主导者，而不是受害者。其他国家则被外国的影响摧毁了，只有日本从中获得了重生。”

此时，日本国内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81年，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森岛通夫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讲授《日本为什么“成功”》，讲义被奉为日本研究经典。

1983年初，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也一改基辛格曾形容的“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的日本首相形象，与里根会谈时表示：“就太平洋两侧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言，日美负有世界性责任。”

同年G7峰会上，又不失时机地展示大国形象，发言都站在全球高度。世界舆论分析称：“日本在G7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1975年G7首脑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外务省也洋洋得意：“这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会议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日本泡沫经济被解读为是一场“货币战争”，而实际上，当时国际货币战主要集中在美元同欧洲货币之间，与日元的矛盾是其次的。

但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日本1985年、1987年先后很乐意地签下《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大国贡献”，成为日本盛极必衰的拐点。

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出版《日本可以说“不”》，版后一年内即再版10次，紧接着《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都畅销一时，高呼日本要“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要成为新世界史的主角”。

上帝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

政商分离导致国民离心

也有人指出过日本人有一个奇怪的逻辑——通过灾难来挽救自己。日本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都喜欢在一种安定、明确的制度下生存。他们缺乏一种竞争性或者是变动很强、活力很激烈的性格或者体制。即使1996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地震之后的恢复，那是因为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还有一些资本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当其国内缺少一种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灾害需求成为一种有效拉动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日本基本的资源消耗已尽，财政出现了高达200%的负债。日本的银行、企业和居民的负债都很严重。自1990年代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以后，日本已失去了十年，而后又失掉第二个十年，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经济衰退周期会如此的漫长？

日本“经济改革沙皇”竹中平藏认为：“原因在于长时间银行与企业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加藤宽也认为：“处置不良资产，确保稳健的金融体系，恢复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机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经验，而推迟这样做，恰恰是‘失去的十年’最主要的教训。”

然而，直到竹中平藏1998年上任金融大臣提出处置不良资产时，几乎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媒体都反对。这不禁让人深思，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森岛通夫分析称：“日本社会是由政、财、官三界紧密结成的社会，但自1990年代开始，这三界由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精英占据：接受战后教育的官界，接受战前教育的政界及接受过渡期教育的企业界。”

日本长期以来被形容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但回顾历史，1946年至1980年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都堪称水准很高的政治家，除石桥湛山和三木武夫外皆出身官僚。而1988年至1997年的9位首相中，只有宫泽喜一出身官僚，其他全属政党元老。

如今民主党提出“政治主导”改革，也就是将被官僚垄断的资源和信息重新收归政治家所有，但基本上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泛滥的政治家世袭让日本形成了“政治家无能”的社会共识。而官僚虽然多为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但正如出身商界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言：“官僚们工作的确努力，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为国家，而是为各自的省厅利益工作。”

“无能的政治家、优秀却自私的官僚”，这样的政官结构让产业界及国民日益离心，政治信誉消失殆尽。可以说，政官商界的互相分离，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时无法迅速协力应对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改革迟缓、二十年尚难以摆脱困局的根源所在。

“坂本龙马热”依然在日本持续发酵，但正如坂本龙马的名言：“应该将日本重新清洗一遍。”坂本龙马纪念馆馆长森健志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坂本龙马身上有很多优点，如先见之明、随机应变、善于交际等。但那些自诩为龙马的政治家们别忘了，龙马一生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没有任何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