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执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作出献身式的奉献。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30年间跻身成为世界列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日本社会每一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