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妇女在历史上曾经享有过辉煌的时代。但是，随着645年的大化改新和律令制的完成，妇女的地位每下愈况，日愈沦为男子的附庸。645年8月制定的《男女之法》，是日本构建男子中心主义社会的正式文告。根据该项法令，以往作为世系氏族成员的子女一律划归父亲的氏族。翌年8月，日本政府又废除了母子同姓。母子异姓制，使中国儒教的男尊女卑观开始在法律上得到体现。

当时的其他一些法律更是明显地具有歧视女性的色彩，例如，当时的刑法规定，妻子若杀死其丈夫，将治以“恶逆罪”，罪不容赦，且立即处死；而丈夫若杀死其妻子，则治以“不道罪”，可以赦免，实际上可以免死。在财产继承等方面，女子更是低男人一等，俨然男女有别。女性政治、法律地位的低下，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这种低下在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意识的儒教和佛教理论的帮助下，更趋鲜明。

传入日本的儒教构成了大化改新以后贯穿日本律令的道德要素。在日本律令的法学说中，有“妇人以夫为天”，“夫乃妻之天”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与中国儒教男尊女卑的思想一脉相承。与之呼应，中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观念也在奈良时代开始得到强调，并在平安时代成为不可忽略的教条。至江户时代，儒教的学说更受尊重，因此，不仅中国封建卫道士炮制的所谓“女四书”，即《女诫》、《女论语》、《女孝经》、《内训》被日本同仁视为至宝，和译诠释，翻印出版，而且还另外炮制《大和女诫》，《女庭训往来》、《神国女训抄》等新作。这些宣扬三从四德的论著被视为日本女性伦理行为规范的指南，支配女性的一生。

传入日本的佛教学说也助纣为虐，成为束缚妇女的帮凶。佛教强调普度众生、男女不别，但同时又认为女子难以拯救，因为女子自出生以后即罪孽深重，是使人类堕落的因缘。这种说教在日本男权主义日益确立的社会背景下被进一步抽取强化，从而使“女人是地狱的使徒……表面如菩萨，内心似罗刹（即食人恶鬼）”在日本古代社会成了一种普遍观念。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日本女性观的特色，虽然从室町时代中期至江户时代被大量炮制的所谓“女训书”，已有女性喜怒哀乐均不能溢于言表、万事均须忍耐的儒教规范，以及女人侍奉男人应视如侍奉菩萨的佛教教条，但是，“妇人应视夫为主君，敬慎相待，不得轻侮，妇人之道一切在于顺从”这种作为整个江户时代女性教养之代表性圣典《女大学》中的说教，则显然具有强调忠诚的日本武家社会的印记和色彩。

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以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从旧社会脱胎的女性观也带着传统的胎记，以贤妻良母主义的“崭新”姿态，跟上了时代的步伐。1887年，文部卿森有礼提出：“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而教育之根本在于女子教育。”他所谓的女子教育，就是培养“具有足以为人贤妻，为人良母，操持家业，熏陶子弟之气质才能”的女子。

1893，文部大臣井上毅进一步确定了“以男女的生理差异为根本，对其不同的角色和性能予以固定和强调”的理念，提出女子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贞淑之德”。井上毅的继任者菊池大丽对培养“贤妻良母”更是鞠躬尽瘁。他在1902年的训示中宣称：“在我国，所谓女子之职，不是独立行事，而是结婚并当一个贤妻良母。这是将来大多数女子的工作。因此，女子教育应以能胜此任作为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贤妻良母主义”虽不同于传统的三从四德、待夫如菩萨、视夫如主君的女性观，但强调对丈夫忠贞不渝，在明治以后直到现代，仍然受到尊重和景仰。